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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来自浙江基层的报告丨良法善治,维护公平正义
2022-09-22 12:53:00 稿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专题】喜迎二十大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浙江,建设法治浙江;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相结合;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提高法治化水平。

  ■ 法治浙江建设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评价体系进一步健全,创新引领优势进一步凸显。2021年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达92.26%。

  ■ 制定修订修改法规293件,与前十年相比增长43.6%,形成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等一系列创制性立法成果。

  ■ 成为全国唯一“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市县专业执法队伍种类数量从平均16支减到8支,精简率达50%。

  ■ 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瑕疵率从0.52%降至0.18%,成为司法文明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 全省创成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8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员额法官进行宪法宣誓。拍友 王志浩 摄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高水平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浙江要让法治这一手真正硬起来。

  回眸十年发展历程,率先开启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实践探索的浙江,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砥砺前行,取得了丰硕充盈的实践成果、有效管用的制度成果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一张张法治“金名片”更加闪亮,一个个“全国领先”不断涌现,各领域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

  十年,法治浙江建设亮出哪些新招?百姓又有怎样的获得感?一起来听浙江人的法治故事。

  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鹏:

  从怕到盼,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去年11月,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这是黄岩区实行“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以后,成立的第一支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我也因此有了一个新身份——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浙江是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黄岩区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走在全省前列。我和队友经常感慨,我们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

  改革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群众对我们的称呼上。我听老队员讲,十几年前,他们还常被群众叫作“城管”。很多人对这个词语的印象其实不那么好,也存在一些误解。如今,随着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人习惯喊我们“执法队”。

  在我看来,称呼的变化,反映的是法治政府建设日渐深入人心和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此前,我担任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北洋中队中队长时,遇到部门执法权限之外的违法事项,经常有心无力、有苦难言。

  乡镇(街道)原先在很多管理类目上没有执法权,联合执法又需要协调很多部门和环节,稍有不慎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最终损害的其实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真正实现了“一支队伍管执法”。现在我们执法队有44人,由镇长兼任队长,承接16个领域537项行政执法职能。队里还配置了9个区级部门的下沉人员,方便跨部门联合开展执法。即便没有执法权的事项,我们也能通过证据共享、内部协调等机制,更快速地交由相关部门处置。

  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向商户出具指导意见书。拍友 王敏智 摄

  改革带来的执法能力和效率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今年8月,我们接到举报称镇上一家水泥搅拌站无证生产。我们很快召集发改、自规、环保3家部门联合上门。现场执法后,这家水泥搅拌站2天便完成拆除整改。这在过去至少要半个月。

  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的出台,也让我们工作的底气更足。浙江率先在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出台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黄岩区出台制定了依法行政、执法办案、协作配合等8方面50项制度汇编,梳理“综合查一次”清单40条。我所在的北洋镇也在全省率先出台以乡镇(街道)为主体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怎么查,怎么处置,都有了依据和规范。

  当然,我们也感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如今,行政执法事项大幅增加,仅梳理出来的高频事项就有93项,辖区也突破了地域限制,涵盖了一镇三乡以及长潭水库库区。但大家的干劲都很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企业主看到我们说,“原来怕你们来,现在盼你们来。”改革后,我们一改过往多部门多次上门检查的情况,推出“综合查一次”给企业减负,针对信用好的企业,我们半年查一次。检查时,我们还会收集企业诉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年以来,我们就收集并协助解决企业留抵退税、稳岗用工、法律援助等诉求52条。

  从“怕”到“盼”,我想这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杭州互联网法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员额法官陈蓦:

  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

  马上要开庭了,庭审现场却只有法官。审判庭没有当事人座席,原、被告双方以在线视频方式出现在了电子大屏上。通过视频,大家各自陈述、质证、辩论。证据早在开庭前就已上传,一键点击就能在线查看。庭审结束,文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直接送达。

  浙江在全国率先创新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打造互联网司法新模式,让这样的画面成为我和同事的日常。

  时间回到2016年,浙江高院首次提出设立互联网法院的改革设想。不久后,我当时所在的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就接到了先行先试的筹备重任。

  筹建互联网法院,算得上前无古人。前期,我们到高校、互联网企业、政法机关等做了大量详实的调研工作。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信息经济发达的同时,涉及电子商务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6年,杭州各基层法院受理电子商务案件从600余件增加到上万件。

  涉网案件的出现,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给司法工作带来新挑战。改革就是要不断满足群众对司法的需求,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我们在筹备改造中有别于普通法院,减少法院的立案窗口,扩容机房,增设各种信息化设备,设计首个互联网审判法庭,铺设的各种线缆更是普通法院的3倍,在硬件改造上率先“互联网化”。同时,深入推动信息化在司法中的应用,探索打造全流程在线的诉讼平台,实现起诉、调解、立案、举证、庭审、宣判等审理全流程在线化。这是互联网审判实务工作开展的基础。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判法庭开庭现场。杭州互联网法院供图

  2017年8月18日,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备,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一个全新的法院诞生了。

  揭牌当天,审理的第一案就应用了全流程在线诉讼平台。双方当事人分别在杭州和北京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开庭,笔录由语音输入系统即时形成,足不出户就完成了庭审。此外,利用平台提前进行了诉辩交换、举证、质证,审判效率也大大增加,整个庭审只持续了约20分钟。

  互联网法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又再造诉讼流程,进一步推出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异步审理模式。当事人可以不同地、不同时、不同步地参与诉讼活动,还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咨询专家、律师获得专业答复,保障诉讼权利。

  从建立互联网法院开始,这些年我们在个案裁判、治理规则、司法技术应用、审判方式变革等方面不断试水探路,让法院审判更加智慧。比如,创建深度运用大数据的电子送达平台,先后上线电子证据平台和司法区块链平台,创立疫情期间“在家在线”审理模式……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在总结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试点经验基础上,北京和广州也设立了互联网法院,浙江这项司法改革走向全国。

  这些年,为了让公平正义“触手可及”,让群众有更多的司法获得感,浙江还创新推出共享法庭、移动微法院等举措,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也坚信,未来还将会有更多创新,不断提高司法为民、便民的深度、广度和精度。

  遂昌县新路湾镇蕉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建宏:

  小村规推动乡村大蜕变

  “遵国法、守村规……”如今走进我的家乡遂昌县蕉川村,无论是墙上的宣传栏,还是村民家中的茶几案头,这样被写成“三字经”的村规民约随处可见。

  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近10年来创建力度不断加大,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村规民约。我们村也因为多次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从“软弱涣散落后村”变成了“先进示范重点村”。

  遂昌县是浙江最大的杂交籼稻制种基地,蕉川村又是其制种核心区块,有“江南粮仓”的美誉。

  然而过去村里沿用以前的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那时,村规民约更像是管与被管的约定,条款都是不能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处罚之类,不合理也不合规。

  这样的村规民约没多久就变得效力不强、很难落实。记得当时有这样一条:在家门口乱堆乱放罚款50元。一开始,违规的村民还愿意掏钱接受处罚,但没多久,一些村民就不肯遵守了,有人问“凭什么罚款”,村干部答不上来。加上村集体负债,村里时不时就有矛盾纠纷,导致村庄发展慢、环境脏乱差。

  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后,村里从规范村规民约着手,推进民主法治治村。

  蕉川村的“三字经”版村规民约。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黄彦 摄

  新的村规民约不再是村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村民代表一起参与讨论制定。同时为了保障村规民约的合理合法,在制定过程中,我们还邀请乡里的法律顾问和乡贤中的法律界人士共同商量。制定好后向全村公示,通过后才能生效。

  这个过程也是给村民普法的过程。新村规民约的最大变化,不仅是解决村里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将村民反映最多、要求最迫切、思想认识比较统一的事规范起来。

  这些年,村民的实际需求在变化,我们的村规民约也在不断迭代升级。2020年、2021年,我们每年都重新审定一次,才有了现在的“三字经”版,大到“跟党走、不分离”,小到“喝酒后、不驾行”,我们都收纳在里面,与法律法规紧密结合,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村规民约更多的是提醒和引导村民,至于如何处罚,一切由法律法规说了算。为让村民更好地理解村规民约,我们不仅把它悬挂在村内最显眼的地方,方便村民随时查看,还不时邀请乡贤中的法律界人士为大家上普法课,讲的都是与村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内容,比如,不能侵占公共空间乱搭乱建、赌博既败坏家风又违法乱纪等。因为合理合法,没有村民再质疑村规民约。

  “小村规”变迁的十年,是我们村“大蜕变”的十年——乡村环境干净整洁了,邻里纠纷几乎为零,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好。如果你走进现在的浙江乡村,会发现它“绿、富、美、智”,正朝着更高质量的法治乡村、美丽乡村大踏步前进。

  浦江县公安局民警进行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拍友 王志浩 摄

  法治让发展蹄疾步稳

  法治浙江建设至今16年。浙江坚持将法治建设作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始终沿着习近平同志开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尤其近十年来,法治浙江建设领导机制日益健全、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先发优势逐步凸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省份之一,被公认为全国法治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我们看到,经济先发地区法治先行的发展道路渐已成形,以党委领导、服务大局、法治为民、数字赋能、整体智治为特色的浙江法治经验,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浙江智慧。

  我们看到,浙江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行政执法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群众与政府打交道不再需要“到处找部门”。

  我们看到,全省创成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8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诉源治理推广全国,“人人学法知法、人人守法护法”成百姓共识,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达92.26%。

  在不断提升完善的法治呵护下,美好生活有了更可靠、更有力的保障。

  法治根基愈加坚实。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医疗保障条例、公共数据条例……紧扣高质量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和民生,一个个极具浙江辨识度的“全国首部”,使重大改革决策于法有据。

  法治活力持续迸发。从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到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模式在全国推广;从商事登记、无证明化等涉企改革,到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政府“革命”不断升级,换来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次又一次跃迁。

  2021年4月,数字法治综合应用门户正式上线。拍友 王志浩 摄

  法治为民充分彰显。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推广在线诉讼和电子送达,群众不用跑就能打官司;数字法治应用,形成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智慧司法全域推进;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加强律师驻村(社区),确保群众获得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法律服务。

  法治精神浸润人心。从“法律六进”到“宪法十进”,从52家省级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到400余家省级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社会大普法格局迭代升级,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全国、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涌现,法律走进千家万户。

  立法科学、执法严明、司法公正、普法深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蹄疾步稳,法治浙江成为“重要窗口”最靓丽的风景之一。

  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上率先突破,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在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上率先突破,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上率先突破,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在构建省域依法治网体系上率先突破,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在构建规范高效的司法监督体系上率先突破,加强司法权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在以数字化牵引法治化上率先突破,建设智慧型法治省份……

  如今的浙江,正锚定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目标,以法治化、数字化改革为驱动,凝聚护航“两个先行”的澎湃动力,为法治中国贡献更多的浙江探索、浙江经验!

  法律服务离家门口越来越近

  63岁的王新标是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社区众盛苑小区的老住户。十几年来,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自己与法律服务越来越近。

  就在上个星期,小区物业想要涨物业费,引起一些居民的不满。王新标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问一下律师。

  “楼律师,我又来找你了。”走进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站,看到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楼晓蕾,王新标如同见到了“老熟人”,拉住她帮忙看合同。

  楼晓蕾告诉他,合同里确实有物业费每年可以调增的约定。但约定不明确,可以要求物业提供明确的调增理由或依据,比如是提高了服务质量还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质价相符并符合规定,就可以调增物业费。“你一说,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王新标很感激。

  这不是他第一次求助楼晓蕾。2018年,为了让老百姓更方便享受到专业法律服务,诸暨在全市各社区(乡村)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站,法律顾问定点入驻,定期帮群众解决法律问题。

  这些年的亲身经历,让王新标体会到,调解只用过去“说道理、讲情面”的老办法已经不管用了,还要“懂法律、明法理”。“以前,我觉得法律离我们老百姓很远,只要遵纪守法,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和律师接触。”王新标说,这些年,大家的想法都发生了转变,“什么事都要问问律师。”

  正如王新标所说,浙江这十年来不断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

  让他惊喜的是,去年法律服务更近一步,友谊社区实行律师进小区全覆盖。现在居民遇到法律问题,在自家小区就能找到律师,并很快就解决了一桩“大事”。

  当时,众盛苑小区大部分居民想要换物业,但怎么走流程、办哪些手续,没一个人说得清。大家请楼晓蕾上法律课,很多问题得到详细解答,按照法律流程顺利更换了物业。

  如今在诸暨,像楼晓蕾这样驻点社区(乡村)的律师及法律工作者有197人,累计开展法律服务20万余次。不仅公共法律服务在身边,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也相当方便。十年来,诸暨市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万余件,实现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群众对法律援助满意率达99%以上。

  “环境越来越好,法律服务就在‘家门口’,我们住得更安心、放心了。”王新标说。

编辑: 陈捷纠错:17196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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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来自浙江基层的报告丨良法善治,维护公平正义

稿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2022-09-22 12:53:0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浙江,建设法治浙江;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相结合;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提高法治化水平。

  ■ 法治浙江建设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评价体系进一步健全,创新引领优势进一步凸显。2021年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达92.26%。

  ■ 制定修订修改法规293件,与前十年相比增长43.6%,形成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等一系列创制性立法成果。

  ■ 成为全国唯一“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市县专业执法队伍种类数量从平均16支减到8支,精简率达50%。

  ■ 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瑕疵率从0.52%降至0.18%,成为司法文明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 全省创成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8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员额法官进行宪法宣誓。拍友 王志浩 摄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高水平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浙江要让法治这一手真正硬起来。

  回眸十年发展历程,率先开启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实践探索的浙江,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砥砺前行,取得了丰硕充盈的实践成果、有效管用的制度成果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一张张法治“金名片”更加闪亮,一个个“全国领先”不断涌现,各领域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

  十年,法治浙江建设亮出哪些新招?百姓又有怎样的获得感?一起来听浙江人的法治故事。

  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鹏:

  从怕到盼,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去年11月,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这是黄岩区实行“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以后,成立的第一支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我也因此有了一个新身份——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浙江是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黄岩区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走在全省前列。我和队友经常感慨,我们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

  改革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群众对我们的称呼上。我听老队员讲,十几年前,他们还常被群众叫作“城管”。很多人对这个词语的印象其实不那么好,也存在一些误解。如今,随着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人习惯喊我们“执法队”。

  在我看来,称呼的变化,反映的是法治政府建设日渐深入人心和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此前,我担任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北洋中队中队长时,遇到部门执法权限之外的违法事项,经常有心无力、有苦难言。

  乡镇(街道)原先在很多管理类目上没有执法权,联合执法又需要协调很多部门和环节,稍有不慎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最终损害的其实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真正实现了“一支队伍管执法”。现在我们执法队有44人,由镇长兼任队长,承接16个领域537项行政执法职能。队里还配置了9个区级部门的下沉人员,方便跨部门联合开展执法。即便没有执法权的事项,我们也能通过证据共享、内部协调等机制,更快速地交由相关部门处置。

  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向商户出具指导意见书。拍友 王敏智 摄

  改革带来的执法能力和效率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今年8月,我们接到举报称镇上一家水泥搅拌站无证生产。我们很快召集发改、自规、环保3家部门联合上门。现场执法后,这家水泥搅拌站2天便完成拆除整改。这在过去至少要半个月。

  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的出台,也让我们工作的底气更足。浙江率先在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出台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黄岩区出台制定了依法行政、执法办案、协作配合等8方面50项制度汇编,梳理“综合查一次”清单40条。我所在的北洋镇也在全省率先出台以乡镇(街道)为主体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怎么查,怎么处置,都有了依据和规范。

  当然,我们也感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如今,行政执法事项大幅增加,仅梳理出来的高频事项就有93项,辖区也突破了地域限制,涵盖了一镇三乡以及长潭水库库区。但大家的干劲都很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企业主看到我们说,“原来怕你们来,现在盼你们来。”改革后,我们一改过往多部门多次上门检查的情况,推出“综合查一次”给企业减负,针对信用好的企业,我们半年查一次。检查时,我们还会收集企业诉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年以来,我们就收集并协助解决企业留抵退税、稳岗用工、法律援助等诉求52条。

  从“怕”到“盼”,我想这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杭州互联网法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员额法官陈蓦:

  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

  马上要开庭了,庭审现场却只有法官。审判庭没有当事人座席,原、被告双方以在线视频方式出现在了电子大屏上。通过视频,大家各自陈述、质证、辩论。证据早在开庭前就已上传,一键点击就能在线查看。庭审结束,文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直接送达。

  浙江在全国率先创新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打造互联网司法新模式,让这样的画面成为我和同事的日常。

  时间回到2016年,浙江高院首次提出设立互联网法院的改革设想。不久后,我当时所在的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就接到了先行先试的筹备重任。

  筹建互联网法院,算得上前无古人。前期,我们到高校、互联网企业、政法机关等做了大量详实的调研工作。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信息经济发达的同时,涉及电子商务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6年,杭州各基层法院受理电子商务案件从600余件增加到上万件。

  涉网案件的出现,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给司法工作带来新挑战。改革就是要不断满足群众对司法的需求,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我们在筹备改造中有别于普通法院,减少法院的立案窗口,扩容机房,增设各种信息化设备,设计首个互联网审判法庭,铺设的各种线缆更是普通法院的3倍,在硬件改造上率先“互联网化”。同时,深入推动信息化在司法中的应用,探索打造全流程在线的诉讼平台,实现起诉、调解、立案、举证、庭审、宣判等审理全流程在线化。这是互联网审判实务工作开展的基础。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判法庭开庭现场。杭州互联网法院供图

  2017年8月18日,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备,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一个全新的法院诞生了。

  揭牌当天,审理的第一案就应用了全流程在线诉讼平台。双方当事人分别在杭州和北京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开庭,笔录由语音输入系统即时形成,足不出户就完成了庭审。此外,利用平台提前进行了诉辩交换、举证、质证,审判效率也大大增加,整个庭审只持续了约20分钟。

  互联网法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又再造诉讼流程,进一步推出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异步审理模式。当事人可以不同地、不同时、不同步地参与诉讼活动,还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咨询专家、律师获得专业答复,保障诉讼权利。

  从建立互联网法院开始,这些年我们在个案裁判、治理规则、司法技术应用、审判方式变革等方面不断试水探路,让法院审判更加智慧。比如,创建深度运用大数据的电子送达平台,先后上线电子证据平台和司法区块链平台,创立疫情期间“在家在线”审理模式……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在总结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试点经验基础上,北京和广州也设立了互联网法院,浙江这项司法改革走向全国。

  这些年,为了让公平正义“触手可及”,让群众有更多的司法获得感,浙江还创新推出共享法庭、移动微法院等举措,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也坚信,未来还将会有更多创新,不断提高司法为民、便民的深度、广度和精度。

  遂昌县新路湾镇蕉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建宏:

  小村规推动乡村大蜕变

  “遵国法、守村规……”如今走进我的家乡遂昌县蕉川村,无论是墙上的宣传栏,还是村民家中的茶几案头,这样被写成“三字经”的村规民约随处可见。

  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近10年来创建力度不断加大,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村规民约。我们村也因为多次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从“软弱涣散落后村”变成了“先进示范重点村”。

  遂昌县是浙江最大的杂交籼稻制种基地,蕉川村又是其制种核心区块,有“江南粮仓”的美誉。

  然而过去村里沿用以前的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那时,村规民约更像是管与被管的约定,条款都是不能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处罚之类,不合理也不合规。

  这样的村规民约没多久就变得效力不强、很难落实。记得当时有这样一条:在家门口乱堆乱放罚款50元。一开始,违规的村民还愿意掏钱接受处罚,但没多久,一些村民就不肯遵守了,有人问“凭什么罚款”,村干部答不上来。加上村集体负债,村里时不时就有矛盾纠纷,导致村庄发展慢、环境脏乱差。

  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后,村里从规范村规民约着手,推进民主法治治村。

  蕉川村的“三字经”版村规民约。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黄彦 摄

  新的村规民约不再是村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村民代表一起参与讨论制定。同时为了保障村规民约的合理合法,在制定过程中,我们还邀请乡里的法律顾问和乡贤中的法律界人士共同商量。制定好后向全村公示,通过后才能生效。

  这个过程也是给村民普法的过程。新村规民约的最大变化,不仅是解决村里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将村民反映最多、要求最迫切、思想认识比较统一的事规范起来。

  这些年,村民的实际需求在变化,我们的村规民约也在不断迭代升级。2020年、2021年,我们每年都重新审定一次,才有了现在的“三字经”版,大到“跟党走、不分离”,小到“喝酒后、不驾行”,我们都收纳在里面,与法律法规紧密结合,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村规民约更多的是提醒和引导村民,至于如何处罚,一切由法律法规说了算。为让村民更好地理解村规民约,我们不仅把它悬挂在村内最显眼的地方,方便村民随时查看,还不时邀请乡贤中的法律界人士为大家上普法课,讲的都是与村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内容,比如,不能侵占公共空间乱搭乱建、赌博既败坏家风又违法乱纪等。因为合理合法,没有村民再质疑村规民约。

  “小村规”变迁的十年,是我们村“大蜕变”的十年——乡村环境干净整洁了,邻里纠纷几乎为零,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好。如果你走进现在的浙江乡村,会发现它“绿、富、美、智”,正朝着更高质量的法治乡村、美丽乡村大踏步前进。

  浦江县公安局民警进行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拍友 王志浩 摄

  法治让发展蹄疾步稳

  法治浙江建设至今16年。浙江坚持将法治建设作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始终沿着习近平同志开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尤其近十年来,法治浙江建设领导机制日益健全、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先发优势逐步凸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省份之一,被公认为全国法治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我们看到,经济先发地区法治先行的发展道路渐已成形,以党委领导、服务大局、法治为民、数字赋能、整体智治为特色的浙江法治经验,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浙江智慧。

  我们看到,浙江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行政执法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群众与政府打交道不再需要“到处找部门”。

  我们看到,全省创成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8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诉源治理推广全国,“人人学法知法、人人守法护法”成百姓共识,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达92.26%。

  在不断提升完善的法治呵护下,美好生活有了更可靠、更有力的保障。

  法治根基愈加坚实。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医疗保障条例、公共数据条例……紧扣高质量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和民生,一个个极具浙江辨识度的“全国首部”,使重大改革决策于法有据。

  法治活力持续迸发。从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到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模式在全国推广;从商事登记、无证明化等涉企改革,到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政府“革命”不断升级,换来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次又一次跃迁。

  2021年4月,数字法治综合应用门户正式上线。拍友 王志浩 摄

  法治为民充分彰显。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推广在线诉讼和电子送达,群众不用跑就能打官司;数字法治应用,形成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智慧司法全域推进;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加强律师驻村(社区),确保群众获得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法律服务。

  法治精神浸润人心。从“法律六进”到“宪法十进”,从52家省级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到400余家省级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社会大普法格局迭代升级,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全国、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涌现,法律走进千家万户。

  立法科学、执法严明、司法公正、普法深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蹄疾步稳,法治浙江成为“重要窗口”最靓丽的风景之一。

  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上率先突破,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在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上率先突破,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上率先突破,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在构建省域依法治网体系上率先突破,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在构建规范高效的司法监督体系上率先突破,加强司法权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在以数字化牵引法治化上率先突破,建设智慧型法治省份……

  如今的浙江,正锚定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目标,以法治化、数字化改革为驱动,凝聚护航“两个先行”的澎湃动力,为法治中国贡献更多的浙江探索、浙江经验!

  法律服务离家门口越来越近

  63岁的王新标是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社区众盛苑小区的老住户。十几年来,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自己与法律服务越来越近。

  就在上个星期,小区物业想要涨物业费,引起一些居民的不满。王新标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问一下律师。

  “楼律师,我又来找你了。”走进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站,看到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楼晓蕾,王新标如同见到了“老熟人”,拉住她帮忙看合同。

  楼晓蕾告诉他,合同里确实有物业费每年可以调增的约定。但约定不明确,可以要求物业提供明确的调增理由或依据,比如是提高了服务质量还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质价相符并符合规定,就可以调增物业费。“你一说,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王新标很感激。

  这不是他第一次求助楼晓蕾。2018年,为了让老百姓更方便享受到专业法律服务,诸暨在全市各社区(乡村)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站,法律顾问定点入驻,定期帮群众解决法律问题。

  这些年的亲身经历,让王新标体会到,调解只用过去“说道理、讲情面”的老办法已经不管用了,还要“懂法律、明法理”。“以前,我觉得法律离我们老百姓很远,只要遵纪守法,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和律师接触。”王新标说,这些年,大家的想法都发生了转变,“什么事都要问问律师。”

  正如王新标所说,浙江这十年来不断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

  让他惊喜的是,去年法律服务更近一步,友谊社区实行律师进小区全覆盖。现在居民遇到法律问题,在自家小区就能找到律师,并很快就解决了一桩“大事”。

  当时,众盛苑小区大部分居民想要换物业,但怎么走流程、办哪些手续,没一个人说得清。大家请楼晓蕾上法律课,很多问题得到详细解答,按照法律流程顺利更换了物业。

  如今在诸暨,像楼晓蕾这样驻点社区(乡村)的律师及法律工作者有197人,累计开展法律服务20万余次。不仅公共法律服务在身边,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也相当方便。十年来,诸暨市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万余件,实现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群众对法律援助满意率达99%以上。

  “环境越来越好,法律服务就在‘家门口’,我们住得更安心、放心了。”王新标说。

编辑: 陈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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