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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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1902—1931),原姓赵,名平福,又名平复,1902年9月28日生于宁海县缑城方祠前。
宁海县旧属台州,素称山陬海隅之地。缑城为县治所在,柔石的祖居在城西赵家。
祖父是一介寒儒。父亲赵汝能,14岁当学徒,19岁成家,为维持家计,在城内市门头开了一爿名叫“赵源泉”的咸货店,后又租得方祠前华家道地的西厢安顿家小。这就是柔石的出生地,在负笈杭州之前,他在此度过了16个春秋。
柔石故居
方祠前,因这里曾有一座为纪念乡贤方孝孺的祠堂而得名。家乡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柔石。他最常用的笔名“柔石”,便取自方祠前小石桥上刻的“金桥柔石”四字。柔石的脾性也确是如此,鲁迅认为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很有点像方孝孺。
童年的柔石,体弱多病,加之家境清贫,以致挨到十岁才得上学。1917年高小毕业后,考入台州的省立第六中学,因不满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学期中途毅然退学返家,发愤自学。1918年秋,柔石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名望很高,且可享受官费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使他有机会跳出山的包围,到了省城杭州,投入新的学习生活。
当时的浙一师,正处在鼎盛时期。校长经亨颐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校内名流云集,管理民主,学术氛围浓厚。柔石感到如沐春风,“于身体则晨昏谨慎,饮食适宜,于功课则克勤自进,努力前行,修养品性,完美人格”,矢志争做一个“有思想的学问家”。
青年柔石认为,一个志在匡世济国的人,必得要有渊博的学问,作为学生,则更应刻苦学习。那时,他拼命读书,弄得两眼非常近视。如今,从故居中陈列的柔石当年在校所做的部分作业簿上,还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当年他那一丝不苟、认真学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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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的多才多艺,在小学时已露端倪。人文荟萃的杭州,使他在金石、书画、乐曲、琴艺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1921年10月,柔石参加由叶圣陶等任顾问、潘漠华为负责人的“晨光文学社”,开始从事新文化运动。这时,他虽对社会现实愤愤不平,写了一些作品,但因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常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1925年新春,柔石怀着求知的渴望,与同乡同学邬光煜、钱之江一道直上北京,拜访浙江第一师范校长马叙伦,随后留在北京,当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旁听生。
1928年4月20日柔石给父母亲的信
古都的恢宏繁华,大大拓宽了柔石的视野。加上在北大与老同学潘漠华、冯雪峰久别重逢,使他无限兴奋,打算卖些文章,争取正式入学,安心读上几年书。在京期间,他还和王鲁彦、姚蓬子、张天翼等密切往来,特别是听到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原理,感到“胜过十年寒窗,堪称平生最大乐事”。
然而,柔石并没能真的卖出文章,家中勉为接济的一点钱实在应付不了在京费用,生活十分窘迫。他也曾在家信中这样告慰父兄:“做人是应该尝些苦的,才可算真正的人,读书人更应从苦中磨难出来,才可算懂得书中深一层的理!”但在内心中更多的是无法排解的烦恼。在苦闷和彷徨中,柔石总是要求自己向前走,“想自己尽量去做人,去做和社会对垒的人,而且做社会的伺机者!”
也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艰苦卓绝地发愤坚持文学创作。在京一年,用小说、独幕剧、诗、散文等文体写下大量作品,或诅咒现实的黑暗,或歌颂爱情的坚贞,或倾吐个人心头的郁闷,发出了改造世界的呼声。其中一首题为《战》的诗,堪称他欲为祖国献身的铮铮誓言。诗中这样写道: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吧,
炸弹!手枪!
匕首!毒箭!
……
呵!战!
剜心也不变!
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
还成锦绣的面!
呵!战!
努力冲锋,
战!
1926年初春,拮据的经济生活迫使柔石不得不离开北京,南回到绿色海滨。这年秋天,经人介绍,柔石到镇海中学执教。年底因参与校中进步师生庆祝北伐军入浙作战活动,被诬为“赤化分子”,只得深夜雇小船离校,避居杭州,直到1927年2月才返校。
谁知接踵而来的竟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柔石在一次会议中获悉国民党将逮捕镇海中学学生、青年运动负责人周浩然,随即借故离开会场,通知周浩然等人逃避。后来,他再次离开镇海去杭州同乡友人家暂住,另谋生活出路。
柔石故居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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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柔石应亲友之邀,返乡担任宁海中学的教员。
宁海中学是1926年夏由蒋如琮、范金镳等几位青年中共党员回乡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共宁海地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险恶形势下,宁海党组织仍然以宁海中学为基地坚持斗争。柔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邀到校的。
柔石在校中担任国语教师,也授音乐。他自编了一部《国语讲义》,第一篇所选的即是他在北京时听鲁迅先生讲授过的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中的《创造生活的欲求》。柔石还给宁海中学谱写了校歌:
一九二六,夏云拥瑞,
东方升起了歌声,
这是人间的文明,
也是乐园的笑影,
教育是我的母亲,
我们琢磨着身心,
我们陶冶着精神,
冲破黑暗的势力,
做个人类的救星,
前途希望无垠。
这校歌,是柔石热爱学校教育事业的情感流露,也是他对家乡这所新建中学的希望与祝颂。
当时,宁海党组织为了更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非常关注国民党县政府中教育局局长的人选。秋冬之际,党组织有心把柔石这个出身微寒、诚实厚笃,貌似埋头教育、没有党派色彩,却颇有革命倾向且同情共产党的人物,推上去做教育局局长。通过发动教职员联合会集体上书并动员地方绅士作舆论上的支持,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同意。
柔石一上任,就为集资募款筹建宁海中学校舍,并为使它成为一所公立学校而到处奔忙。同时,他不顾阻挠,毅然对全县小学人事作了一次较大调整,“把新鲜血液注入腐败的教育里,使它蜕变、新生”。他廉洁奉公,事必躬亲,倾心为宁海教育事业历尽艰辛的故事,至今犹在家乡流传。
此时的柔石,已改变了先前那种苦闷彷徨的情状。他所作的各种努力,与宁海党组织的希望和要求是合拍的,客观上掩护了县委机关,使宁海党的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
1928年5月,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宁海县委发动了著名的亭旁暴动。这次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劣绅,但最后悲壮地失败了。反动当局发现宁海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就勒令解散学校,对革命师生进行血腥镇压。这时,柔石对暴动虽不曾预闻其事,却明白了党与宁海中学的关系。当他发现宁海中学教员、县委成员杨毅卿还逗留在城里时,不顾个人安危,将他护送到西乡岳父家暂避,并资助他返抵临海。
亭旁暴动的失败,粉碎了柔石“开展宁地文化”的理想,反动派的凶残,惊破了他教育救国的迷梦。6月2日,柔石怀着痛苦、伤感和眷恋之情离开家乡,赴沪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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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沪不久,经友人引荐,柔石拜会了他景慕已久的鲁迅先生。从此,他结束了风萍浪迹的生涯,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为追求崇高理想,不避锋镝地向前进击,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鲁迅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诚实质朴的青年,热情地为他校阅书稿《旧时代之死》,并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选介外国作品让他翻译,帮助他摆脱经济困境;同时把自己的原寓所景云里23号让给柔石等青年居住,关照他与自己一起搭伙用膳。
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位长者日夕相处,不仅只身离乡背井、生活困顿所产生的凄凉感在胜似家人的温暖中得以消融,更重要的是从经常的交谈、讨论中,得到了哲人智慧的启迪和革命家气魄的熏陶,明确了前进的道路。
1928年10月,鲁迅大力支持柔石创立了朝花社,并推荐他担任《语丝》编辑。朝花社先后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艺苑朝华》开创了介绍国外革命进步的美术作品和木刻艺术的先河。
柔石在为朝花社工作操劳的同时,夙兴夜寐,努力读书作文。这一年多时间,堪称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出版了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和《二月》,中篇小说《三姐妹》,短篇小说集《希望》,两部独幕剧和诗歌,还有在《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即《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之二中,也选入了他的译作,收获甚为丰硕。1930年又有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发表,译作《戈理基文录》(即《高尔基文集》)被鲁迅编辑出版。特别是《为奴隶的母亲》的创作,表明他正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臻成熟。
1929年秋,党中央为了结束当时上海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旷日持久、不利团结的论争,企望大家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以鲁迅为首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利对敌斗争。柔石对此倍感兴奋,为筹备成立左联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成为这个组织的12名“基本构成员”之一。同时,他和鲁迅一起遵从党的指示,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
翌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他在具体负责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中,十分重视为工农服务的文艺大众化方向,曾专门撰文吁请革命文艺家予以关注。
5月,经冯雪峰、黄理文介绍,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和胡也频、冯铿一道,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这一星期多的会议中,柔石得到有生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教育。5月29日,他在左联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传达,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会后,又对大会的实况写了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讯,真切记述他亲身感受的伟大印象,热情歌颂“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9月,他以刘志清的笔名把它发表在《世界文化》上,很快被译成日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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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东方饭店参加党内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与会35人全部被捕,23日被移送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柔石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被囚于二弄九室,随即被钉上重十几公斤、走路只能移动半步的“半步镣”,惨遭折磨。
柔石的同乡好友王育和收到了他托人送出来的一纸给冯雪峰的信,信中说:“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虽身陷囹圄,柔石犹以战友们特别是鲁迅先生的安危为念,巧言示意要及早转移,自己却已做好了慷慨就义的思想准备。
党组织在柔石等35位同志被捕后,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调动被捕者家属和社会进步力量设法营救。但由于此时叛徒已向国民党特务告密,还躲在法官身后一一指认被捕者,营救遂成为不可能。蒋介石得到密报后,即谕令秘密处死全部要犯。
2月7日深夜,反动派企图以转往南京大牢为名骗取死刑判决书上的手印,结果被柔石等识破。在群起的抗议声中,敌人把柔石等强制押到牢房后的旷地上,仓促行刑。据附近居民中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烈士们走出牢房门口即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震四邻,直到枪声停止喊声才息。这次遇难的共24人。柔石身中10弹而亡,年仅29岁。
国民党残杀左翼作家的无耻行径,遭到了国内外革命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作家联盟因此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各国著名作家、诗人纷纷签名发表声援文章,并将柔石的作品翻译刊登,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鲁迅对柔石等烈士的牺牲,感情反响十分强烈。他从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起,至他辞世前作《写于深夜里》止,几乎无时不在深沉地缅怀战友,无时不在鞭挞那些“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至于《为了忘却的记念》及其中的悼柔石等烈士诗,更是影响巨大、感人至深的名篇。
柔石烈士的死难,深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他的作品频频被翻译成日、英、俄、法、德、泰等多种文字出版,赢得国外读者经久不衰的喜爱和好评,被列入世界文学宝库之林。其中,《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饮誉尤著。国际友人认为,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光明未来的坚信,是柔石创作的特点,它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力量将柔石等24位烈士的忠骸挖掘出来,重新筑墓安葬。其后又专门营建了“龙华烈士陵园”。陵园中24座镶嵌着烈士遗照的墓碑庄严肃穆,余情千载;烈士纪念塔高高耸立,象征着革命先烈们的精神高大伟岸,万世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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