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罗明浩作为受邀嘉宾，现场观礼九三阅兵。

　　我们联系采访罗明浩的时候，他婉拒：“没必要跑一趟，网上报道很多。”

　　我们说：“有些事网上没有，比如，你小时候不爱读书，考试不及格，还特别皮，天天在外面野……”

　　“是我哥说的吗？”他迟疑片刻，笑道，“那你们来吧，这事我解释一下。”

　　就像哥哥所说，他是一个认真而纯粹的人。因为不想误导年轻人，他细细复盘自己从中考数学考30多分的小镇青年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每一步。他说自己不过是被时代推着走，没什么“成功经验”。但这一路留下的脚印和念念不忘的风景，或许能为同样出身普通、对未来迷茫的年轻人，带来一点启发。

　　以下是他的自述——

　　当年不争“出路”,只是不想重复哥哥的痛苦

　　如今我相信，国家发展会带来更多实现价值的“新路”

　　我出生在余姚市一个叫陆埠的小镇上。我哥说得没错，从小我就不是读书的料。他没日没夜对付书山题海的时候，我在抓蛇、掏鸟蛋、逮田鸡，和一群小孩“打仗”。哥哥第一次高考落榜时，父母砸了电视机，天天叹气，一句话不对就会引发一场狂风暴雨。我不知道复读那两年哥哥是怎么撑过来的，总见书桌前那个瘦小沉默的背影，在父亲的骂声中一抖一抖的。我看着心酸，便不爱回家，十五六岁就开始失眠，夜夜在床上“翻烧饼”，想到早上一睁眼又要面对父母的唠叨就特别焦虑，为哥哥，也为没有方向的自己。

　　小时候父母忙，我是哥哥带大的，我们是最亲的人。他每次高考都是我骑车送去的，车轮碾过坑洼的土路，雨后的泥点溅在裤腿上，像我们急于甩掉却又很难摆脱的土气。路边刚放暑假的孩子追逐嬉闹，只有我们哥俩绷着脸，闷声不响地向前。

　　蝉声没完没了，路好像望不到头。

　　后来他终于考上名牌大学，人人都说他争到了 “出路”，我只觉心里依然有一块石头压着，透不过气。我心疼他遭过的苦，所以宁可不要这“出路”，也不想重复他的苦。

　　读初中时我是名副其实的“学渣”，数理化课本像天书，英语单词背了就忘。中考除了语文，其他全靠蒙。一考完我就把课本捆起来扔了，这辈子再也不想读书了。暑假去冷饮厂搬棒冰，从晚上六点干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冰库里的大风机一直在转，刚码好的棒冰箱很容易被吹散，我一晚上要码好几遍，冻得发抖，一个月也能挣两三百元。当哥哥要把省下的生活费给我当零花钱时，我笑嘻嘻地把藏在枕头下的辛苦钱一张张摊给他看：“不读书我也能养活自己。上班没有上学苦，还能赚钱。”

　　他默默地帮我把钱收好，塞回去，半天才冒出一句：“不是这样算的。”

　　余姚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的时候，我们都很意外。我能继续读书，哥哥比自己考上大学还开心，眼角眉梢都挂着笑；父母也长舒了一口气，说总比在外面混着强。在久违的快乐氛围中，那句“不想上”被我咽回了肚里。

　　上了职校电工专业以后，数学老师点我当班长，我红着脸站起来：“老师，我中考数学才36分……”他摆摆手打断我：“你脑子不笨，数学丢了太可惜。”他给我开小灶时格外较真，从普高借来的资料堆得老高，殷殷目光让人不好意思拒绝。多年后我才懂那番苦心，也庆幸他让我重拾数学，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专业课则快乐多了。老师是从附近厂里聘的，没有操作室，他就找了个空置的办公室，扛来几台报废的电视机、收音机让我们拆。我跟着他拧螺丝、测电容，指尖沾着焊锡的黑渍，觉得有趣。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桌上小零件滚来滚去。在这个简陋的“工作室”，我第一次觉得学习不是痛苦的刑罚，而是触手可及的乐趣。

　　很多年后，我儿子也没考上普高，老婆说花钱上个民办。儿子习惯了被安排上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耷拉着脑袋不吭声，那种压抑的沉默让我看到了当年哥哥的影子。我平时事事都听老婆的，这回却唱了反调：“世上的路不止一条，如果读书已经成了折磨，那就找别的路。”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投票表决，结果就是儿子也去读了职校。数年后他成功专升本，还是他喜欢的自动化专业，全家百感交集。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做父母的纠结摇摆，为孩子的未来殚精竭虑，但把时间拉长了看，其实不必人人挤独木桥，国家的发展会带来各种“新路”，顺势而为地努力，就能实现人生价值。

2024年，罗明浩在机加车间校对机床精度。

2016年，宁波市罗明浩技能大师工作室授牌现场，罗明浩（左）与姚力军的合影。

　　遇到姚总之前,我的人生目标是“求安稳”

　　在江丰最难的时候，我反倒觉得，创造“中国第一”才是“人生值得”

　　进入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企业创始人姚力军的创业史堪称传奇：名校毕业的海外高管辞职回国，打造中国第一个国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用溅射靶材基地，打破国外垄断，销售网延伸到全球……

　　但见证并参与这个传奇的我，一开始不过是个打工的。你想，一个拿扳手螺丝刀的人，哪里懂什么是溅射靶材？当时只知道这是芯片材料，中国还造不出来。

　　在遇到姚总之前，我的人生目标和父母、哥哥的一样，就是 “求安稳”。但职校毕业时正赶上国企改制潮，进不了大厂，我只能跑工地，七八米高的钢管架，硬着头皮往上爬。有回腿上被划了个大口子，工头甩来几张创可贴，我贴好接着上，脚下晃晃悠悠，心里更是没着没落。

　　好在名校毕业的哥哥已经进了“国家单位”，他介绍我去余姚丈亭镇一家台资企业。我第一次见到地面擦得亮堂堂、机器按钮都贴着标签的规范车间。每天拆机器、装设备，别人嫌累嫌烦的活，我都抢着干。晚上人都走了，我还在车间摸索。头顶一盏小灯，机器四平八稳地站着，好像相熟多年的朋友。专注一件事，世界便安静下来，心变得踏踏实实。

　　功夫花下去，我一年就成为技术骨干。后来哥哥又鼓励我去余姚市区大工厂，说不少企业发展很快，有技术到哪都能捧上安稳的饭碗。

　　2005年江丰电子刚刚创立时，我已进入余姚城区一家知名企业。江丰电子和我们有合作，公司调了一些人去帮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的安排，正将我的人生轨迹引向另一番天地。我去时，那里还只是个刚搭起棚子的厂区，设备科就我一个人。

　　江丰电子在成立的第一年就生产出了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靶材。尽管价格仅是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二，但客户普遍不敢轻易尝试。公司销售惨淡，日子不好过。最难的2008年，每个月要花几百万元，销售额却顶多八万元。账上没钱了，姚总四处奔波，想尽办法筹钱。春节前一场大雪，我陪着出纳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别的企业借钱，鞋袜湿透。

　　那时我心里是没底的，老单位说随时欢迎我回去。但看到姚总拿出自己所有的钱发足工资奖金，离开的话我说不出口。

　　年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企业暂时渡过难关。当时房地产开始火了，很多老板投资都赚了钱，姚总却毫不在意，他的钱和心思都在设备及工艺研发上。订单再少，5S管理也丝毫不松懈，从地面的清洁程度到每把扳手螺丝刀的精确摆放，他什么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生产车间进洗手间必须换拖鞋的，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执着的人。

　　那时候我们常和姚总一起加班，晚了就到厂子旁边的小面馆喝几杯，吹吹牛。他给我们显摆当年在哈工大读书时的照片：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昂着头咧着嘴，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咦——好青涩。”我们都笑。

　　他得意地说起“想当年”：1994年读博时他已经在学着组装电脑了，知道所有芯片都是产自国外，很是不甘。后来出国留学，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后进入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很快成为高管，日子富足安逸。2001年看到中国申奥成功的消息，他激动得整夜未眠，多年前的不甘又冒出来：“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芯片？”想到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更多人才，他决定放弃一切回来。

　　“江丰不会亏待任何一个‘雷锋’！”他拍着我们的肩膀，要给我们发股份。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连发工资都这么困难，还发股份呢，可能么？”

　　没钱的时候，情怀和理想常被抛诸脑后，但那些沉醉不知归途的晚上，它们总在心头蠢蠢欲动，东奔西突。

　　日子不是说几句豪言壮语就能好起来的，但人内心深处总有很在乎的东西，能让你热泪盈眶，也能让你咬紧牙关。

　　企业走到生死边缘时，多家跨国公司提出优厚条件，要收购江丰电子。他们把合同捧到姚总面前，只要他签字，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他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我进去时他语气中带着歉意：“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了，如果被收购，至少日子能安稳一点，待遇也不会差，只是……”

　　我那时已明白芯片的重要性，也真正搞懂了什么是溅射靶材：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可以集成超过200亿个晶体管，连接这些晶体管的是上万米比千分之一根头发丝还要细的超高纯金属导线，制作这些导线的关键材料就是溅射靶材。它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我们这么多人，多年辛苦，终于让国内第一条生产线投产，怎么舍得拱手相让？

　　我收拾干净烟头：“姚总考虑大局就行了，人这一辈子，除了求‘安稳’，还有求‘值得’。江丰值得我们拼尽全力。”

　　从姚总放弃收购的那一天起，我就彻底打消了离开的念头。我很庆幸遇到了他，更庆幸赶上了这个时代：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能作为骨干参与打破国外垄断的壮举，能在中国第一的项目中留下名字。多好的机会，我为什么不牢牢抓住？

2019年，罗明浩（左）在铸造车间指导员工操作。

　　也许劳模劳模，就是“劳动着成了魔”

　　平凡的人锲而不舍，便能在时代的熔炉里炼出自己的“99.9999%”

　　一年年苦熬着，国内市场慢慢有了起色。2011年春天，日本大地震震垮很多企业的供应链，江丰电子的产品因此被“看见”并得到了世界顶尖公司的认可，销售额迅速增长，多年努力终于让我们守得云开见月明。

　　公司乘上时代的快车一路往前冲时，我反倒开始睡不着。

　　人人都在进步，我怕被甩在后面，变成公司发展中的“旧零件”。是元老，也是摆设。

　　我一点点提升着自己的学历，从大专，到本科，但那焦虑依然像车间里没清干净的铝渣，硌在心里，想转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好在业务已经很熟悉了，我知道造靶材最讲究金属原料的纯度——最好是99.9999%，最起码也得99.9995%，这就是业内常说的“6个9”“5个9”。这数字把国内大批企业拦在门外，国外进口货价格高得让人喘不过气，万一哪天人家不卖给我们了，生产线就成了废铁。我日日琢磨这事，所以姚总提出自己研发纯铝提取技术的时候，立马主动请缨。

　　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唐突——一个技术工人操心“研发”的事，别人会不会嗤之以鼻？

　　但姚总不是别人。他拉我到黑板前，粉笔尖飞速划过黑板，从原理到结构，越聊越兴奋，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渐渐有了最初模样。

　　最后他说：“只要你想，就去试。”先前的焦虑忐忑全化成了闯劲，因为那是我打心眼里想干的事。但公司把真金白银砸进来时，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让我更睡不着了。

　　做实验需要远离市区，高温熔炼、安全试验容不得半点马虎。我看中了一个学新材料的研究生，学着姚总的样子“画饼”：“搞砸了责任全算我的，成了功劳是你的。你想，一旦做成，就是这行的‘中国第一’，够你吹一辈子牛了。”磨了很久，他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实验点。

　　那时我们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回宿舍的路上天空已变成了浅青色，星星像螺丝一样钉在上面，远远地听到鸟开始叫了。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扑到床上，脑子里也全是炉体的结晶杆和铝液结晶时压缩空气的降温流量。

　　迟迟没有突破的时候，我一连十多天难合眼，头发一把把地掉。四五十天不回家，一回家就“瘫”在沙发上。老婆见惯了，找了几袋零食给我，说给我煲个汤补补。我盯着电视嗑了一地的瓜子，其实啥也没看进去。见到儿子也不打招呼，眼里脑里都是空的。儿子还开玩笑：“劳模劳模，就是‘劳动着成了魔’？”

　　我也不理，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听到老婆说汤要烧干了，一下子惊醒：结晶时炉体已停止了加热，铝液上表面氧化和散热太快，那就加大结晶盖的功率并且用导热陶瓷保护加热体……原来梦想，真的就是“做梦都在想”。

　　就这么熬了五个月，结晶杆的壁垒破了，结晶的速率、炉体的液压控制、浇道的保温、铸造的水温与速度，也都调试到了最佳状态。拿到“99.9999%”的纯度检测报告，我的手都在抖：国内首个高纯铝精炼铸造和提纯系统，成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被撕开了口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底气。

　　再后来，我和团队攻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帮助上百家关联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培养了两百多位技术人才，也越来越明白：核心技术从来不是求来的、买来的、讨来的，只能靠自己的手，一点点磨，一点点炼。

　　现在我也常给职校的年轻人上课，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

　　他们不属于社会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出身普通，学校并不起眼，也算不上有天赋。可哪能人人都上985、211呢？这些最普通的年轻人，才是社会最广泛的一个群体，也是支撑起中国工业基础的生产力。我常常带他们进入车间与展厅，介绍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纯度铸锭，如何从最不起眼的原料中提炼出来——这个过程很像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成长：找准一件事，愿意为它熬无数个夜，试无数次错，最终那些走过的路、闯过的关，那些迷茫与不安、失落与遗憾、坚定与勇敢，都是向完美挺进的历练。

　　和哥哥聊天时，他常说羡慕我，做着这么纯粹的事。他当年以为考上大学就是实现梦想，后来才发现，路还长。他和我一样是理想主义者，只是在不同的路上披荆斩棘、执着前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不过终其一生，锲而不舍，在时代的熔炉里，努力炼出自己的“99.9999%”。

　　●讲述人罗明浩

　　中共党员，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荣誉，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和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完成中国首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溅射靶材生产线关键设备的设计、安装与调试；通过自主设计300余套设备，节约成本数亿元，助力江丰电子成为全球芯片工厂重要供应商，让“中国制造”在高端半导体领域站稳脚跟。

　　记者 李贵军 樊卓婧 王婧

编辑： 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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