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湖畔散落的瓷片，“见证”历史。

春节假期，一部名为《太平年》的历史剧悄然席卷荧屏。剧中，吴越国君钱弘俶“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政治智慧，化作一缕缕温润的青瓷釉光，穿越千年。通过宁波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宁波“四普”），我们在新发现的一段城墙、一通石碑、一片青瓷中探寻“太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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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罗城遗址的千年定力

海曙区望京门段，一座沉睡千年的城墙遗址在近年考古发掘中被重新唤醒。长达79米、宽约16.5米的明州罗城（望京门段）夯土墙，墙体虽历经沧桑、残损严重，但“结构清晰、筑法规范、沿革明确、早晚有序”，集中展现了自唐末黄晟筑城，经宋、元、明、清直至近代的历代修建与演变痕迹。它以精准的版筑工艺，勾勒出宁波作为“东南重镇”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早期城市骨架。

望京门遗址公园。

这不仅是一道军事防御工事，更是古代城市治理与文明延续的制度性象征。城墙的修建与维护，贯穿了宁波千年历史：唐末保境安民，两宋多次修葺焕新，元、明加固延续，直至20世纪初为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而拆除。其兴废更替，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治理史。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卢远征曾来现场考察后表示，文物是“国家象征和民族记忆的情感依托”，而这段城墙正是宁波城市记忆的核心物质载体。它见证并保障了城市的有序运转、舟楫的繁荣往来及文脉的世代不绝，是一份对“太平”的守护。

如今，在遗址之上建成的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以“千年城事”为展陈主线，将1200余年的城市演变凝于一馆。博物馆创新性地采用“小环境控制方案”，在遗址上方搭建大型双层电加热玻璃罩进行原址保护与展示，这在国内尚属首创。

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千年城事”展览。

观众穿行于精心设计的展线中，不仅能直观看到层层叠压的历代城墙遗迹和数以千计的出土文物，如越窑青瓷、龙泉窑瓷器等，还能通过场景复原与多媒体手段，仿佛听见宋代商贩的叫卖、明代学子的诵读、清代匠人的凿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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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桥头遗址与秘色瓷的文明对话

不久前揭晓的2025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余姚江桥头遗址入选。

江桥头遗址全景（由西南往东北）。

该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东南约300米处的乌龟尾巴山下，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姚江谷地河姆渡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2年起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了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商周、六朝直至宋代连续不断的文化层，清理遗迹250多处，出土各类器物1400余件（套）。河姆渡文化的陶釜与支脚，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鼎与玉钺，商周时期的青铜剑、戈及木桨、木杵，宋代青瓷碗与执壶……这些器物揭示的是这片土地从史前村落向具有一定等级的聚落演进的轨迹。

遗址引人深思的发现之一，是在商周文化层中出土了两件具有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饰。它来自长江中游，却出现在浙东腹地，证明早在三千年前，宁波已是文明交流的枢纽之一。这种跨越地理单元的互动，为后来宁波成为“港通天下”的枢纽埋下伏笔。

江桥头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文化三期陶鼎。

《太平年》中反复出现的秘色瓷，其“千峰翠色”的釉光，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审美与精神的载体。其核心窑场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就是晚唐五代时期宫廷秘色瓷的主要烧造地，堪称“御窑厂”。采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的特殊工艺，在强还原气氛中烧制出的“天青色”，成为后世仰望的美学坐标。

上水岙越窑遗址出土的青瓷莲花尊。

复旦大学沈岳明教授认为，越窑是中国古代瓷窑业的“启明星”，其“千峰翠色”的美学，成为后世汝窑、龙泉窑追随的审美标杆。他表示，越窑不仅开创了贡瓷制度，其工艺与审美高度，更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重要典范。

秘色瓷所代表的越窑青瓷体系，其影响远播海外。从宁波明州港出发，越窑青瓷不仅作为商品销往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更影响了朝鲜半岛“翡色”瓷器的烧制技术。

余姚巍星路南宋窖藏出土的高丽青瓷净瓶。

瓷光之中闪耀的，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技艺传承与文明对话。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专家表示，从江桥头遗址肖家屋脊文化玉饰所见证的早期区域性交流，到秘色瓷所代表的成熟制瓷技艺及其承载的审美向世界的辐射，这条脉络清晰地勾勒了宁波文化基因中开放、吸纳与再创造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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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定波宁的时光回响

《太平年》的热播，不是偶然。它让观众在荧屏前重新认识了“太平”二字的重量。

截至目前，宁波“四普”已确认新发现文物818处。在宁波“四普”发现的文物中，笔者注意到，除了晚唐至宋代时期，其他时期的诸多文物也在诉说着“太平年”的内涵。

立永禁碑。 （黄银凤 摄）

在海曙区鄞江镇晴江岸村的樟溪之畔，一块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立永禁碑”已静静伫立了130多年。这块碑并非孤立的水利政令，它也展现了官民协作、共御天灾的智慧与决心。碑文记载，晴江岸地处樟溪上游“咽喉”，历来洪灾频发。先民曾在此修筑长达五十丈（约160米）的“大塘”河堤，并“下种木成林，上又广种芦草”以固堤防。然而，由于缺乏持续维护，树木遭盗伐，芦草被践踏，导致堤防失固。立碑前一年（1889年）秋，山洪再度暴发，“塘被冲坍”，田园房屋尽毁。在此背景下，当地贡生等有识之士联合上书官府，请求在集资重筑堤坝、补种树木芦草后，以官方律令形式永久禁止破坏行为，于是才有了这块“立永禁碑”。据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负责人介绍，此碑是“堰规”制度的体现，反映了它山堰水利管理体系“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传统。这种治理模式，强调“公私同一利害”，以清晰的规则界定权利与责任，守护着社会与自然脆弱的边界。

站在海曙区鄞江镇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门口抬头看，“建岙学校”四个大字格外醒目，这里是原“建岙学校”的所在地，抗战时期还是中共鄞西区委、中共鄞县（鄞奉）县委、四明地委机关的驻地。这座“回”字形建筑，既是烽火中的避难所，也是文化火种的守护地。

位于鄞州区云龙镇石桥村的黄庆苗祖居，则讲述着另一种“太平”——和平年代的回馈。黄庆苗作为香港安泰集团主席、宁波旅港同乡会副会长，心系桑梓，先后捐建宁波大学黄陈月莉楼、黄庆苗楼及云龙镇石桥小学等，他将对故乡的深情厚谊转化为支持教育、造福社会的切实行动。

宁波“四普”中还新发现一批“宁波帮”人士墓葬，如爱国实业家项松茂、毁家兴学的竺梅先等，他们的生平事迹共同构成了一幅恢宏的精神画卷。

当《太平年》的片尾曲缓缓响起，“几万里太平年”的歌声，与钱弘俶的誓言、百姓的期盼交织在一起，我们仿佛在“会说话”的文物中听到，海定波宁的千年回响。

甬派客户端宁波日报 通讯员 魏震江 记者 黄银凤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提供

编辑： 陈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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