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它的出台，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次理念革新，也是一场制度重构。

　　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是：行政复议从单纯“政府自我纠错”，升级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意味着，今后老百姓再遇到“民告官”类行政争议，行政复议将进一步成为最优先、最便捷、最高效的选择。

　　这背后，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扎实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这一重要指示，为行政复议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行政复议，说通俗点，就是群众认为行政机关的某个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审查、寻求救济的过程。它是政府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关键途径。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全面建立，源自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1999年，我国制定第一部《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条例”上升为“法律”。

　　2007年，为细化行政复议制度，国务院推出《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由此形成“法律+条例”的立法架构。

　　2023年，行政复议法经历2009年、2017年两次修正后，迎来24年来首次“全面大修”。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确立了行政复议主渠道的法律地位。

　　如今《条例》修订落地，乃是对行政复议法的细化补充，是推进行政复议制度更精细化的重要举措。

　　行政复议为何成为“优选通道”？

　　数据最有说服力。司法部发布的《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11.5万件，在2024年翻一番基础上再增长38.1%，新收案件达到同期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近3倍。广东、山东、北京、浙江、江苏、河南、四川等7个省（区、市），受理案件数量超3万件。

　　行政复议多了，诉讼也就少了，矛盾纠纷能更好地实现前端化解、源头化解。

　　但也要看到，在过去，行政复议仍有不少短板。

　　有的地方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却忽略合理性，如同样的违法行为，有的罚500元，有的罚5万元，自由裁量权行使不规范；有的案件看似“纠错”了，却没解决实际问题，当事人还要继续打官司，“案结事不了”；有的违法“红头文件”，藏在行政行为背后，难以被监督、被纠正……

　　这些痛点，制约着行政复议公信力的提升，也让主渠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此次《条例》修订，针对这些问题精准发力。

　　它将5类高频民生争议，明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包括对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教育领域处分、学位相关决定、公务员录用违纪处理不服等。

　　比如，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应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胡建淼表示，这不仅适度扩展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且关注到学校自主管理与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监督的分工与衔接。

　　同时，《条例》细化了申请人、被申请人的认定标准，让老百姓清楚知道“谁能告、告谁、何时告”，不为“不知如何维权”犯愁。

　　强化合法性与适当性双重审查，也是其中重要突破。行政复议机关不仅要查行政行为合不合法，还要查它公不公平、合不合理。这倒逼行政复议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突出调解优先，则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金钥匙”。《条例》明确，调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只要当事人自愿，行政复议机关就可以组织调解。

　　司法部相关数据也指出，近年来全国行政复议调解实效不断提升，2025年各地通过调解、和解方式结案20.5万件。经行政复议后，93.6%的案件未再进入诉讼或信访程序，比2024年提高3.3个百分点，行政复议案件实质性化解率连续2年超9成。

　　作为中国式治理的有效实践路径之一，调解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

　　以浙江为例，全省开展“调解优先+容错免责”机制试点，设立乡镇（街道）、企业园区行政复议便民窗口、基层服务点1100余个，融入“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为群众提供咨询、调解等“一站式”服务。

　　不仅如此，借助数字化改革优势，浙江迭代升级“浙里复议”数智应用，实现“浙里办”、政务服务网、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机全覆盖，并探索运用AI技术辅助行政复议受理智能审查，使平均办案周期缩短30%。

　　这充分证明，调解能最大限度化解矛盾，让群众少跑腿、少受累。

　　《条例》增设的提级与合并审理，同样值得关注，不仅提高办案效率，更进一步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以往一些重大、复杂案件由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可能面临阻力，影响公正，而现在对这类案件，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可提级审理，多个申请人对同一行政行为不服或多个行政行为相关联的，可合并审理。

　　此外，强化对“红头文件”的监督，也是群众关心的焦点。

　　“红头文件”，是行政机关执法的依据，一旦违法，损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条例》细化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群众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一并请求审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文件违法的，须依法处理。

　　这一规定，相当于给规范性文件戴上“紧箍咒”，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行政行为。

　　《条例》实施，影响深远。对政府而言，是自我革新的契机，通过行政复议纠错，持续提升公信力和执行力；对群众和企业而言，是优质、高效的维权途径，不用再为“民告官”费心费力；对社会而言，能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业内专家建议，《条例》正式施行后，各级行政复议机关要继续练好“内功”，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办案质效。各级行政机关要主动接受监督，严格依法行政。而广大群众和企业要了解、运用好行政复议，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如此多方协同、同向发力，才能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迈出更坚实步伐，让行政复议真正成为化解行政争议、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通道”。

编辑： 陈捷

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