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产生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击大众层面的所谓“仇富心理”。大众仇恨的是不公平的致富手段。
本年度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如期公布，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上榜的是一批受人尊敬的富豪吗？
富豪的出现，是中国大陆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标志性景观之一，这个景观是否值得自豪，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了大众的足够尊敬；他们受人尊敬与否，根本上在于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否经得起考量。
对富翁的社会责任——包括纳税，包括雇佣员工——的强调，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诉求回避了更真实的问题：更多的财富当然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问题是更多的财富从何而来。
通俗的答案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我们承认，富翁的出现的确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问题是他们致富的手段是否合乎市场逻辑。
如果是，我们就应该为之欢呼，为之自豪，因为他们的存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通过自我努力而合法致富的标杆；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承认它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反市场化的结果。而任何反市场化的致富方式，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因为它破坏了游戏规则。
所谓合乎市场逻辑，有两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起点的公平，其次是过程的公平。一旦拿起这个尺度，这个景观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自豪了。
起点的公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打拼的是个人能力。在合法致富的起跑线上，我们是一群机会平等者吗？
答案是不那么肯定。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权力资本化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本年度排名第94位的用友软件C EO王文京符合我们的部分期许，他的致富故事是一个个人智能致富的故事。
从起点不公平出发，延伸下来的是过程的不公平，或者说，是交易规则的不公平。
在欧亚农业的杨斌案里，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他非常娴熟于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其次，是财务造假案。前者牵涉到权力之手，后者牵涉到经理人的操守。
让我们重新回到文章的开篇，那么答案就变成，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击大众层面的所谓“仇富心理”。
事实上，大众层面甚至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我们为什么不仇恨比尔。盖茨？我们为什么不仇恨王文京这一类富人？大众所仇恨的，其实是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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