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女子铅球选手张桂容在雅典成为了历史人物。因为她享受到一项特殊的荣誉，在希腊古竞技运动场上掷出了空前的第一投。她的这一投宣告希腊古竞技运动场2700年来只允许男选手比赛的历史终结了。这也是奧林匹亚山上的占运动场自公元393年以来，第一次作为竞技场对外开放。
虽然以1100万的人口和欠发达的经济实力来论，今天的希腊只是一个小国，虽然这个小国为举办盛大的奧运会一度步履维艰，但它只是掸了掸历史的尘埃，就光彩照人了。
本届奧运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它的背后，是独一无二的希腊文化。
希腊诗人的礼赞："雅典娜在我心中"
始建于公元前447年的巴特农神庙，是西方文化的朝圣地，建筑师在这里探寻美的定律，政治家在这里探解不朽的奧秘。从1983年开始，希腊政府对帕提农神庙进行了马拉松式的修复，迄今20年仍未间断。奧运会开幕后，雅典的各项工程停了下来了，只有这里还在继续。所有到卫城参观的游客，在拿到门票的同时，还会得到希腊官方的一份呼吁，要求海外盗宝者归还巴特农神庙上的石刻。
早在2500多年前，雅典古城，这个人类文明的结晶就诞生了。公元二世纪，罗马帝王哈德良征服了这座城市，却没有毁坏它，而是另辟新城。并建了一座拱门作为新、旧雅典的界碑，朝古城方面上书"这里是雅典，即提修斯古城"，朝新城方面上书"这里是哈德良城，而非提修斯城"。如今，哈德良拱门依然矗立，提醒着人们对古城的爱惜。
然而，岁月沧桑，历经各个时期的劫难，雅典现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世纪古城，也无法像伊斯坦布尔、罗马那样，将整个古城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可对那些幸存下来的古迹，雅典人却是处处珍惜。
整个城市以卫城为中心缓缓展开．天际线舒朗，建筑与广场相互配合协调，城市色彩统一，在卫城上就能望见远处的爱琴海。雅典人没有切断历史搞规划，没有将古迹的保护与城市的发展对立起来。
虽然有人批评雅典的现代建筑简陋，在上世纪中叶克隆出一大批干篇一律的"水泥盒子"，但只要走进这个城市，仍能感受到和谐的氛围。
这个城市没有丢掉灵魂。在卫城周围，你看不到与它比高的大楼，雅典有限的几幢高层建筑，被限制在远距卫城的山丘背后建设，整个城市的建筑高度受到严格控制，保持了开阔的视野。
于是，只要行走在雅典的街上，你就会自然想起一位希腊诗人的礼赞："雅典娜在我心中。"
北京古城。仍在拆与保的夹缝之中
对北京作出同样礼赞的是老舍。
那是在193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想北平》："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然而这番美景今已逊色。自从50多年前北京的新城被确定在古城之上建设，城楼、城墙就被拆毁了，高楼大厦不断在故宫周围比高，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
近些年，推土机一直在加速，虽然古城仅占北京规划市区的6％。本不会成为城市发展的绊脚石；虽然这座古城被誉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2000年北京市提出5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短短3年时间，即拆除危旧房443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十年拆除量的总和。按计划，到2005年，北京将拆除危旧房934万平方米。
推土机从各个方向挺进，古城被迅速肢解。2002年9月，侯仁之、吴良镛等27位学者提出停止拆除北京古城的紧急呼吁，此后一些尚未动工的危改项目被叫停，可好景不长。
最近，北京古城现存最完整的部分--什刹海地区，又有两条大马路计划建设，其中临近钟鼓楼的一条已开始拆迁，一些学者又坐不住了。
就在雅典奧运会开幕之前，北京拆与保的力量又展开新一轮角逐。
7月4日，包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在内的19位文化界人士致函世界遗产大会，呼吁"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紫禁城周边环境的保护，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破坏"。
信中说："持续多年的拆除，使得北京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已经越来越少。景山以北至什刹海、钟鼓楼地区是老北京最后的净土之一，如果不采取正确的保护措施，仍然沿用大拆大建、修宽马路的做法，那么，老北京最后的风貌也即将消失!""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和抢救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对北京古城的拆毁不仅直接危及世界遗产紫禁城的保护，也将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数位院士、建筑大师、文物保护专家又递交意见书："经过这些年'剃光头'式的改造，北京旧城已留存不多了，如果还要继续，那么今天我们见到的可能已是最后的古都了；而北京市的中心区目前已不堪重负，对旧城的拆除改造势必继续增加中心区的建筑量，不但不能疏解反而是继续集中这一地区的城市功能，引发的问题是全局性的，又是与《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所确定的原则相违背的，其结果是把老北京毁了，把新北京也毁了。"
这些学者提到的《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去年北京市组织国内3家学术机构完成的，主旨是实现新旧城市的分开发展，改变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以古城为核心的地区。在北京市东部划定一个新城发展带以释放能量，形成新北京的面貌，对古城进行整体保护。
这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北京市随后启动了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使人们看到了新老北京共荣的希望。可是。拆除古城的惯性仍无法遏制，形势仍不明朗。
一个城市能否成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看清了自己追述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潮，仍要从雅典说起。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聚会雅典，通过了《雅典宪章》，明确提出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地段。这是人类就文化遗产保护达成的第一个宪章。时值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人们热衷于发展经济，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缺乏认识。有许多优秀古典建筑和街区被无情地摧毁，加上后来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对历史建筑采取排斥态度，使城市发展步人误区。
此后，1964年5月，国际文物工作者理事会通过《威尼斯宪章》，扩大了文物建筑保护的范围，首次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10月，国际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理事会通过《华盛顿宪章》，重点论述历史街区和历史环境的保护。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颁布了文物古迹的保护法规，设立保护机构。保护古建筑和古城已超出建筑与文化的范畴，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
近些年。历史地段与历史街区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其代表作即北京市在2000年和2002年分两批在古城内划定的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其范围占古城面积的21％。
出入意料的是。这个"引进"的成果一出台就引发争议。作家刘心武写了一篇文章，感叹北京划定的保护区"实在是太少了"，"许多非保护区已经在大动特动"．应该"加强发言的力度"，"呼吁增加保护区"。
在某种意义上，在古城内划定保护区就等于划定了一个可拆范围。事实上，保护区一公布，其外围的拆除活动就热火朝天了。
北京古城就这样在"保护"之中日渐消逝，其背后的保护理论显然是一次不成功的"舶来"。而这一切又很难归罪于《雅典宪章》，虽然这个宪章响亮提出了历史地段的概念，并在后来被深化为历史街区的保护。
说到底。中国的城市与欧洲的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城市多是自然生长型；而中国的古城多是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从平地建起来的，因此，只宜作为整体来保护。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法则。
可见，一个城市能否成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看清了自己。今天的雅典做到了。
1998年，雅典实施了一项宏大计划，建设一条4公里长、连接六大考古遗址的人行步道，将泛雅典娜运动场、奧林匹斯宙斯神庙遗址、哈德良拱门、酒神剧场、卫城博物馆新馆等历史街区联系起来，让步行者能够"从城市的童年不间断地走到城市的今天"。
奧运会期间，希腊政府还解除禁令，批准古城內的居民将自己的住宅提供给游客居住．这既缓解了城市的住宿压力，又让世界分享了雅典文化。
2008年北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呢?除了故宫、天坛等历史建筑，北京古城还有多少内容可向世人呈现?到那时，北京会像雅典发动古城居民开设家庭旅馆那样，鼓励市民提供令海外游客梦寐以求的四合院客栈吗?这个问题或许该这样来问：到那时，北京还能够留下多少胡同、四合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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