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式其实在未来带来的问题会很多。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机械地理解构建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和我们媒体产业化之间的界限。不应该人为的设置这样的界限，更多的我们应该考虑结果。就是我们能不能借助一些经营性的企业去生产一些服务于公益性的产品，据我们的实践证明是可以的。我们的都市报大家都觉得它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但是它同样服务于我们的党的政策。只要我们牢牢的控制住他们的人事权，就可以。

　　第二个问题是产业自主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个也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部门去统一协调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分工要不就是导向管理，要不就是行业管理，没有一个是管产业的，所以关于产业政策没有人去协调，一协调就要7、8个部门共同处理文件。这个和我们党提出来的要建立大部门制，应该说将来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税收，我们能不能真正制定有利于媒体发展的税收政策，而且可以确确实实的让它执行起来。我们的文化产业政策里面有很具体的政策，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具体的办法下来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已经结束了。当然现在很多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单位还再继续享用这个政策。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政策问题上做统一的协调。

　　政策供给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要素市场化。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于是的前提是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进入市场可以自由交易，没有这样的要素市场你的文化与中的所谓的要素市场配置就没有办法实现了。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我们媒体业有一个特点，在聚合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前提就是要有传播权和出版权，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信息产品的生产品。在我们国家这种权利配置是和政治向来高度相关的，而且在我们国家这种权利是行政配置的方式。

　　有一些领导讨论我们的媒体集团怎么样做大？那首先就要考虑对于行政性的配置方式。这个不解决我们没有办法做大。所以昨天很多的同志提出来跨地区和跨媒体的问题，我的看法跨媒体在我们国家目前是一个行政问题。它有客观的利益在里面。而跨地区涉及到我们党和政府，我们党如何对国家实行政治临时，包括如何进行政治控制，这样大的根本格局。所以跨地区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跨媒体可以解决，但是跨地区是国家大的政治性政策。

　　我认为从来在媒体行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的的确确是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如何把这两个目标有效的融合为一体，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我们最近也做过一个调查研究，主要是研究新媒体如何发展。我们的建议是根据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控制内容放开形态。控制内容是对新闻内容的形态采取资格准入。可以把内容根据政治敏感性分成不同的级别。比如说政治内容是最高级别，这种内容可以是党和政府完全控制的媒体才可以有这样的生产权。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放开形态，只要有这样的生产权就可以用任何形式来生产信息。从而打破我们目前的一些困境。政策供给的另一方面就是资本要素市场。我们在政策上第一存在限制，比如说国有控股51%，这个是要求绝对控股。但是是不是可以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相对控股就可以，只要它资本有一定的分散度，股本有一定的分散，不见得非得要求绝对控股。

　　另外一个就是剥离改制带来的融资障碍。一个是关连交易问题，很多媒体就是因为关连交易，或者上不了市，或者是上市以后不能增发，就是关连交易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某些政策带来的。比如说剥离改制的政策，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检讨一下。假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媒体整体上变成一个企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连交易的问题超越了。尽管现在证监会开始了对媒体的特性有所理解，也在尺度上略做了一些放宽，但是本质上这些规则没有动。

　　政策供给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人力资源的市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的文化新闻出版单位的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高级人员的市场化。在这方面我们的干部配备等等很多方面，比较多的考虑的是行政级别。而对他的管理能力，能不能很好的发展一个产业，运作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考虑得少。而一些有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的方式跟媒体领域的资产很好的结合。另外就是我们这些单位的事业性和员工的事业身份对人才市场的形成也是一个阻碍。所以说我们过去事业单位的方式历史很长，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就是我们没有有利的政策来实现我们的人才的进入。事业单位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市场化的。因为它就是国家按计划分配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市场来配备，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制，包括员工的身份转换。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在这方面平稳的转换，包括给媒体的领导人更大的决心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