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贪污和挪用救灾款物、拐卖灾区妇女儿童等7类犯罪将从重处罚。昨天，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5月28日新华网)
抗灾期间的犯罪活动更要严惩不贷，因此最高法的《通知》很必要，很及时。关于《通知》中规定的7类符合从重从快处罚的犯罪案件，盗窃、抢劫，以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比较直观，也是人人痛恨的过街老鼠，只要警力和执法人员足够，就可立即打击，甚至群众都可以将现行的犯罪嫌疑分子扭送司法机关。而难点在于那些隐形的、潜藏得比较深，或是犯罪行为虽然暴露出线索，却仍能逍遥法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比如《通知》中第5条规定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挪用抗震救灾款物、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顺利进行，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犯罪行为。”
贪污挪用救灾款物是严重损害灾民利益、伤害捐款人感情的恶劣行为，同时也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其性质之严重决不亚于公开的抢夺，甚至有过之。而恰恰是这种犯罪活动，要么隐蔽得深，要么“很后台”。比如，群众明明眼见某些犯罪线索，然而，由于这类事件多涉及官员违法犯罪，有人会认为影响地方形象和声誉，因此在某种权力背景的干预或影响下，在官官相护效应下，往往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这种袒护总是以组织的面目出现，总是打着“大局”、“稳定”的口号而行之。这种“组织化”面孔及权力能量，不但能蒙骗上级、干扰司法，而且能堵住媒体的嘴，或者无视舆论的存在，甚至动用官方话语权，一句“经调查不属实”、“纯属谣言”，就把事情摆平了。
当然，我们相信大多数地方组织和官员是好的，但我们也不能轻视极少数地方可能存在的利用“摆平”手段逃避法律与组织问责的情形。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缺少制度，缺的是对制度的执行和落实。现在，最高法在非常时期出台了打击趁灾违法犯罪的法律性文件，而其能否在打击贪污方面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前提是必须揪出贪污的黑手。首先是要保证救灾款物运作过程的透明；其次是对于疑点的调查，不论地方、部门和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必须回避，一律由上级组织调查或启用“第三方机制”，不搞那种广受诟病的自纠自查机制；三是给舆论和群众监督创造条件，不管是救灾款物管理，还是疑点的调查程序，统统公开在阳光之下，并且搭建起舆论和群众参与监督的平台。
如果说，最高法的《通知》是一把严厉打击趁灾犯罪的利剑，那么只有揪住犯罪的黑手，这把利剑才可得以施展。而且，我们只有在“揪”上体现出力度，才更能震慑那些贪婪龌龊的念头，进而防范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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