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晚，在天津水滴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外围20强小组赛上，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0比1不敌卡特尔队，小组赛四战三平一负积三分。目前在同组对手中，伊拉克积四分，卡塔尔积七分，澳大利亚队积七分。这样，尽管国足还剩两场比赛，在理论上仍存在出线的可能，但谁还会相信这样的国足能接连战胜伊拉克和澳大
利亚队，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谁都知道，中国男足已经再次和世界杯无缘。
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世界杯就是李白狼毫下的白玉京。对于每个国家的足球从业者来说，世界杯更是“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的奋斗之仙境。中国足球比起世界足球强国强队，自然没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潇洒实力，可是在亚洲足坛，中国足球从一流到二流到如今的不入流，从烈火烹油的甲A中兴、热血沸腾的2001世界杯预选赛，到如今的萧瑟秋风，颗粒无收，轮回过后，回到原点，一无所有，只剩下绿茵成灰的满目疮痍。
如上种种，究竟是谁之过？中国足球管理层难辞其咎。中国足协无法推卸责任。
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到谢亚龙，三任足协常务副主席中，王俊生开创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之先河，阎世铎慧眼识人，挑选了米卢这颗福星，谢亚龙把栏杆拍遍、主席台坐烂，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男足糜烂、女足枯萎。此三人，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各有可怜可恨、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把中国足球二十年之怪现状，全部归结到他们头上，并不客观。
不从体制上加以改革，中国足球没有崛起之日，但仅从体制上加以改革，中国足球也未必有崛起之日。中国足球是中国竞技体育双轨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牺牲品。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变局中，中国足球是一个具体而微、但从来没有宏观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仔细研究过的边缘样本，但是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中国足球又是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符号。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暂时的幸运，更是最终的不幸。
中国竞技体育是计划经济年代最后的缩影，到现在为止，在很多方面还留有半军事化乃至军事化管理的遗存。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不可避免冲击到中国竞技体育。历史的演变不可阻挡，中国足球从开华夏体育职业化之先河，到如今沦落为四不像的笑柄，最根源的冲突在于：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也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运动，而中国足球管理层和从业者之间，在利益冲突上却越来越隔阂——中国足球管理层要的是政绩和社会效应、经济效应，而足球从业者却越来越多地只着眼于个人和公司机构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从勃兴到如今寂寥无比的内在因素。
但是，中国足球沦落至此，中国足协也应承担必须承担的责任。足协近几任掌门人当中，王俊生是业内人士出身，而其后的阎世铎和谢亚龙都是外行领导内行。无论是阎世铎还是谢亚龙，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让中国足协的各种派系门阀真正三军用命。国际体育组织的特殊组织架构，能让各国分属协会最大限度避免体育因素之外的干扰，但是，也在很多地方，造成了更高管理层投鼠忌器无法洗涤痼疾的无奈现状——无须讳言，不管是国际奥委会还是国际足联下属成员单位，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周游于非政府机构和政府之间的真空地带。可庆幸的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等世界性体育组织，和中国政府等负责任的大国政府一起，都在谨慎但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奥运之名行个人和行业小集团私利的行为。而近年来，中国足协却处处假奥运之名，在备战世界杯和国内联赛管理方面大搞政绩工程，违逆市场规律，对职业联赛中频频出现的假球、黑哨等等违法乱纪的龌龊之举惩罚不力乃至置若罔闻，在培养足球后备力量方面无所作为，终于酿成今日苦果。
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对此次中国男足再度无缘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请中国足球的头头脑脑们从即日起洗心革面，少一些政绩冲动，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符合足球事业规律的工作，真正落实“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非如此，中国足球事业将永无振兴之日。(早报特约评论员 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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