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今年高考期间，碰上余震发生时，在场的3名监考老师要负责考场内考生的疏散工作，不能先于学生撤离考场。勉县教育局更强调，不论当时的情况多么危险，监考老师都要保证将全部学生疏散完毕后方能离开，违反规定者将遭到停职或开除的处理。(新华网)
“范跑跑”招致广大网友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从而引发了一场师德大讨论。在此背景下，陕西汉中出台的“禁跑令”，使这场道德之战不断升温。从此“禁跑令”看，我们不能否定它积极的初衷，强调的是一种责任，但显然不完整，因为人们不能令悟到它的内涵，解读它的善意，即呼唤良知和道德，而似乎是把刀架在教师的脖子上，因此，引发争议和讨论也是必然。
“禁跑令”不同于普通禁令，敏感的焦点涉及生与死，触及人们的心理底线，超乎人们的承受极限。舍生取义，舍己救人，是人类最高道德标准，人们赞美、钦佩这种人性光辉，仰视它的高贵品质，不仅是对教师，对每个人同样如此。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既有党员、教师，也有普通农民、学生，他们矗立了一座丰碑。然而，把崇敬而美好的东西套上禁令，人们不仅没有对之肃然起敬，相反留给了人们沉重的思考。
人们崇尚师德，对于教师而言，保护学生的生命不仅是职业道德，自然也是一种责任。但在地震等不可预知的重大灾害面前，人们更愿意看到把这种道德和责任上升到一种理念、精神、一种目标，但“禁跑令”显然把教师的责任和道德无限放大，变成了一种约束、强制。在生活中，每个公民有诸多责任，如赡养老人、遵守职业操守等等，属于基本道德标准，也是一种责任，但往往不需要用禁令加以约束，因为这种美德是全社会推崇的。而见义勇为、舍生忘死，涉及生命问题，是一种最高道德标准，我们之所以提倡在“勇”、“舍”的前提下，也要注重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基于对每个生命权的尊重。
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讨论教师与学生谁的生命价值大与小是毫无意义的，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也是十分单薄的。人们总希望把美好的形象永远刻在心中，变成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不是更好吗？又何须用禁令来约束规范呢？正如不少网友所说的，教师应重在如何科学组织学生避震自救，发挥组织引导作用，起到一个指挥员的作用，而这样比起这种“死”规定，显得更为理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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