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山西长治市近日印制、发放96万张特殊的“名片”，名片上印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电话。群众如发现身边、单位周围存在影响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及隐患，可直接拨打电话举报反映，也可编发短信发送。据悉，市委书记和市长通过名片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办公电话和手机号在山西省尚属首例。(据10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这样的事儿，并不新鲜。先前是有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公布工作电话(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接着又是江西省公布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和南昌市市长胡宪的手机号码，接受群众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意见、建议及违规举报(8月2日《江南都市报》)；这回又是山西省长治市印制、发放96万张印有市委书记和市长电话的特殊“名片”……
可是，现代社会是注重分工的，行政系统的权力也是分层级的。要是遇个什么事儿，都要“直接”找一地行政主官的话，又还要所属各级职能部门做什么来着呢？作为一地行政主官，理应是大处着眼，统摄全局，而非无分巨细，事必躬亲；具体事务，理应是交由分工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即以山西长治来说，96万张特殊“名片”的发放对象是：“全市1万名公安干警、5万名煤矿工人、10万市民家庭、80万农民家庭”；可是行政主官却只有一两个，忙的过来吗？行政主官也是人；不是神，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更不是千手的观音。而且此举，所隐含的逻辑，自是对职能部门的否定、排斥、不信任，而更有着越级虚置架空了其职权、干扰了其正常工作之嫌。譬如说，权、责、利应当是对应的，要是此后有个什么事儿的话，即以问责来说，是该唯行政主官是问呢？还是该唯职能部门是问呢？
当“还要所属各级职能部门做什么来着呢？”的问号——闪现在脑海里的时候，不禁叫人心生感慨起来：我们所供养着的这个何其庞大而昂贵的官僚机构，又是做什么用来着的呢？！须知：正如乔木等所著的《解读新政府》提供的资料所显示的：“我国历史上需财政供养的人员与普通老百姓之比，两汉是1:945，唐朝是1:500，清朝康熙时为1:91，新中国成立初是1:600；而当前的这个比例呢？竟是1:28!”，——平均每28个人，就供养着一个吃“皇粮”的！——可是居然供养到不济实用，一有什么事就动辄闹到要麻烦一地行政主官出面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帕金森教授所著的《官场病——帕金森定律》。“帕金森定律”，得自其长期调查研究：对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的经典阐述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第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无能的助手，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各地行政主官的要靠公布电话，以解决问题，不正是一个鲜活的侧证吗？！事实上，诸如一名县长配备六名副县长再外加十五个县长助理这样的案例(07年8月11日《经济参考报》)，已早非新闻。
所以，相对于一名两鬓花白的老大爷的感激涕零：“真没想到，咱现在可以直接向市委书记、市长反映情况了。”，从96万张特殊“名片”中，我所觉出的却只有悲哀和隐忧而已！96万张特殊“名片”，带给我的推论即是：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机构及人事改革，实行“精兵简政”(当然也包括了“市委书记电话”、“市长电话”接线员——“主官”的“助手”)，从而一改官僚体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格局，把行政主官从疲于奔命、越级揽事中解救出来，以令各归各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不然，任由各地行政主官纷纷以公布电话冀望解决问题的现象蔓延下去的话，单纯从逻辑上讲，只怕哪一天，我们的总理，也将不得不公布手机号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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