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近日，因在访谈节目中抛出“上海人素质偏低”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信康陷入一场“口水风暴”中。支持者建议奖励他，批评者认为应该公开道歉，质疑者觉得是借此“搏出位”……对此，陈教授称：“我很高兴看到事情变成这样，这说明大家都关注到这个问题。我尊重每一个人发言的权利，即使是骂我的人，我也要感谢他。”(据10月22日《青年报》报道)
质疑者称其“搏出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其一，正如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奥地利哲学家阿德勒所说：“私人的意义，往往是难以考察的”；其二，即便陈教授的动机真为“搏出位”，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即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当然，亦是不当以“动机”废言的了。
批评者认为该公开道歉，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一：陈教授是泛指，而非明确的指向具体个人；其二，正如陈教授所言：“这并不是我拍脑袋、凭主观想象得出的结论，而是经过严谨调研、有数据支持的结论。”——“从上海的旅游形象、投资形象、宜居形象、原产地形象等14个指标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28个省市和国外的24个国家，在上海本市发放700份问卷，外省市发放700份，国外发放4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75%。”，——并非风自空穴来。若是称“上海人素质偏低”即要道歉，那么柏杨先生著《丑陋的中国人》却又当如何?！
然而，囿于“只知利害，不论是非”的传统思维定势，在利害关系的左右、绑架之下，现实就是：真话、实话，往往是难有大显神通、大展拳脚的开阔空间的。记得素来注重国民性批判的鲁迅先生在《立论》的文章中就曾写道：“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已故现代作家易君左先生曾写过一部游记《闲话扬州》，涉及批评扬州，结果就引火烧身；扬州人愤然“抗议”，——组成声势浩大的“扬州究易团”；结果又是销书又是赔钱，易先生连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的差事也给弄没了。——然而，时代总是要进步的！巴金先生、萧乾先生的提倡“说真话”、柏杨先生的著《丑陋的中国人》，——受到尊崇，即为明证！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要进步，其一，总离不开自身的反省，其二，则当离不开外界的批评。——真切的批评，真不啻于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序言中即写道：“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面对陈教授的“上海人素质偏低”论，上海人无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非讳疾忌医，大光其火。因为这样，才真正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升；有利于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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