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

　　钟一棠出生前，父亲梦见火红吉兆而起名兆红，书名一棠。

　　也许是受家庭影响，钟一棠自小就立志从医，继承祖业。他征求二哥钟一桂的意见，二哥并不想他学医。可是，钟一棠坚持要学医，他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二哥钟一桂最后还是同意了，并打算送他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深造。

　　1929年，钟一棠在效实中学读了一年书后，就被送到了当时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读了四年后，钟一棠回到宁波，在二哥钟一桂所在的诊所实习了两年。那时的钟一桂已是宁波名医，坐诊在江北永安巷一家诊所，每天的门诊人数有120多号人。这两年对于钟一棠来说受益匪浅。

　　1936年10月，钟一棠正式开始行医，那年他刚满21岁。此后，他先后在庄桥、宁波市区、上海等地行医。

　　1952年国家卫生部要求医务人员走集体化道路，宁波市组建了六个联合诊所，钟一棠放弃个人利益，带头参加市里的第五联合诊所。1955年他在市卫生局任医防科副科长时，为本市中医事业做出了大量贡献，为让中医后续有人，举办了一期中医中专班和一期中医大专班。

　　1958年钟一棠调入市第一医院后，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1977年已是退休年纪的钟一棠，接受省、市两级领导的委托，筹建了宁波市中医院。他遍请甬上名中医，七载辛劳终将一个小小弄堂诊所办成上规模医院。

　　此后，他主动从院长岗位上退下，且不顾年事已高，天天在市中医院坐诊、查病房，直至2000年退休，他说：“尚能对国家、社会尽些绵薄之力，何乐而不为？”

　　钟老晚年编书

　　整理失误病例以示后人

　　从上世纪90年代真正离开医疗岗位，到如今重新“出山”，钟一棠老先生这些年在忙些啥？钟老的嫡孙、市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钟之洲昨天告诉记者，“除了为慕名而来的患者把把脉之外，爷爷花了大量心血来整理以前的病历，把一些典型案例收集起来，编了本书，叫作《诊余随笔》。”

　　记者了解到，钟老用数年时间编成的《诊余随笔》其实是一本薄薄不足百页的小册子，其中以类似日记体的形式、半白话文的语言，记录了钟老临床遇到的100例曾经病深不救、辨证不准、用药失当的病例。书中有描写、对白，夹叙夹议，娓娓道来。

　　“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疑难杂症，都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治疗过程。爷爷把他们整理出来，是希望记录经验教训，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借鉴。”钟之洲说。

　　钟之洲给记者讲了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有个妇女不明原因一直发高烧，到医院看过好几回，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包括钟老在内的许多医生都觉得很困惑。当时B超等检查手段还没普及，而这名女子说自己例假正常，也没有腹痛，所以很多医生都没想到是妇科病，后来钟老想到了，按了按她的肚子说“有东西！”原来，患者不知道自己怀孕并且胎死腹中，所以错把下身出血当作例假。通过手术取出死胎后，患者的高烧也就退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儿科主任的孩子也是天天高烧查不出原因，几次检查大便都是正常的，大家束手无策。钟老又一次验了大便，他不是拨了上面一点去检查，而是挑开整块大便，发现里面有一块脓血。他判断孩子是急性肠炎，对症下药后，孩子好了。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本世纪，有一名女性头痛10多年，做了数次脑部CT都查不出病因，许多医生都判断是神经性头痛。多次就诊无效后，钟老开出了让许多医生大跌眼镜的药，主要是金银花、野菊花、葡公英等常用来治感冒的药，吃过5次后患者的头痛再也没有复发。后来钟老解释，患者患有筛窦炎，这点许多医生都知道，只是一般筛窦炎的症状只是鼻塞，不会头痛，而这名女士偏偏是个例外。他开的金银花等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算中医中的消炎药，炎症消了，头痛自然也就消失了。

　　钟之洲说，讲这三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爷爷有多么厉害。其实爷爷并不像传说的神医那样——次次胸有成竹药到病除，相反，他也有犹豫、纠结甚至犯错的时候，和多数医生一样，他也会误诊。但重要的是，他会反省、会纠错，会在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他常常教导学生：“医生临床，成败在所难免，个人荣辱也不足挂齿。重要的是纠误识真，以后行医可少走弯路。”

　　“爷爷是个很谦虚的人，他常说，看好别人看不好的病，不是因为自己医术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前面的医生把其他的可能排除了，把错误的路都走过了，他就不用再重复错误而可以重新尝试正确的路了。说到底，只不过因为行医时间长，比别人多了点经验而已。”说到经验，钟之洲颇有感慨，他告诉记者，爷爷常说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个人体质千差万别，很少有一名患者的症状和教科书上描述的完全吻合，需要医生从实践中累积经验，这个过程中肯定会犯错，在错误中不断总结经验，才有可能成为名医和大家。

　　东南商报记者檀传才樊卓婧实习生苏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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