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学书成传人
像众多宁波帮人士一样，沈元魁也经历了少年从家乡宁波到上海做学徒、再在上海滩成长的历程。在这段经历中，他学会了如何做人，培养了自己守信、谦和、认真、任劳任怨的品性。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少年在富足的业余时间里学诗、学词、学书法，利用起了这个大好时机。
几年后，全国解放，公私合营时他到弹簧垫圈厂当职工、教师，搞宣传。后来，因为生病和家属在宁波的缘故，他调回家乡，先在新华书店，后到天一阁工作，直至退休。
１９３１年出生的沈元魁，老家慈城，祖父是清末秀才，能文能诗。父亲藏几万卷书，善写字作画，还创作了《学生作文模范读本》以及多部武侠小说出版。他从小便以父亲藏的字帖为主，朝夕临摹。上小学时，有位同桌叫钱止能，拿一本名为《枯树赋》的帖子，进行临摹，沈元魁看后很喜欢。一问，是他爷爷钱罕写的，他也跟着学起来。
那时的慈城还很古旧，文脉渊深，人才辈出，史载出过５１９名进士。浙东学术文化，在各类文人的助推下，日渐完善，这其中也包括浙东的书法。自唐宋发端，至明清时期，书法艺术日臻完善，已成风貌。到清末，经书法大家梅调鼎（１８３９年—１９０６年）的发展和创始，“浙东书风”开始成形，成为浙东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梅调鼎早年学颜真卿，兼宗二王，旁涉李邕、褚遂良、欧阳询等诸家，自成一派。门下弟子各具所长，其中以钱罕（１８８２年—１９５０年）最为出类拔萃。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法作品件件有新意，篇篇不雷同，在梅调鼎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发展，成为浙东书风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有评论说在民国年间，钱罕的字可与于右任先生相媲美。
大学者冯君木和钱罕是好友，他需大字或碑刻时，常常写好文字，请钱罕执笔，其实冯先生亦写得一手好字，但还是最欣赏钱罕的墨迹，两人珠联璧合，成为浙东学界佳话。
能遇上这样的大师，是沈元魁的幸事。那个时候，他还年幼，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喜欢而已。他随钱止能同学去钱家见到了钱老，老人见这位后生性格沉稳，有兴趣学书法，自然也很高兴，便对小元魁说：“不要直接学我的字，要从碑帖学起。”钱罕先生给他开列了欧阳询九成宫、王羲之道德经、王献之十三行、张玄墓志、李超墓志、张猛龙碑等，让他先学碑帖，然后再学自己的字。
抗战事起，物价飞涨，沈元魁交不起学费，而到上海学做生意，巧的是钱罕先生也到了上海，住在他儿子家里。沈元魁每周去他家请教，把工作之余写好的字，拿去让指点。
那时的钱罕６０多岁，身着长袍，人略显消瘦。他态度极其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写得好的，说明好在哪里；不好的，问题在哪，一一给他指明，并结合孙过庭的《书谱》理论进行分析。直至钱罕先生去世，沈元魁从未间断过练习，书法突飞猛进。钱老去世后，沈元魁按照先生的理论和要求，学书不止。
跟钱先生学书的，有上海人，也有宁波人，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名家。数得上的有钱文彬、沙孟海、吴泽、凌近仁、葛旸、林似春、刘惜闇、胡绳系、沈元魁等。诸位弟子在书坛留下各自辉煌后，纷纷谢世，直到今日，唯独沈元魁还在挥毫泼墨，成为仍健在的浙东书风第三代传人。
他说：“跟钱老学到的不只是书法，还有做人。”有一次，他陪老师坐电车回家，人多拥挤，沈元魁忙挤过去想给老师占座位，钱罕阻止道：“只要能上车，站也是到家，坐也是到家。不忙，不忙！”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老师的老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与众多宁波帮前辈不同的是，像圆规画圈一样，沈元魁用２７年的时间，画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没有成为生意人，却在书法上成为浙东书风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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