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梅调鼎开创，到钱罕时得到巨大发展，浙东书风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域书风，成为浙东学术文化的一部分。

　　浙东书风的关键是用笔，梅调鼎和钱罕用笔均以中锋为主，表现着“圆”、“方”两种笔法。“圆”在书法上被称作锥画沙，如同悬针般的垂悬；“方”被称作万毫齐力，如同刷子般的效果。

　　梅字要义在于“圆”、“断”、“连”三种笔法的运用，所谓“圆”就是笔毫在运行转角处要圆转流畅；“断”、“连”指在运笔中能断能连，笔断意连。

　　钱罕继承了老师梅调鼎的书风，在他基础上运用魏碑笔法来写行草和正书，取两者之长，自成风格。钱罕的弟子众多，包括后来被称作书法泰斗的沙孟海等。浙东书风的显著特点是，他们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艺，具有时代性，作品表现着强烈的个性和时代情感。

　　沈元魁与众多浙东书家一样，在继承前人的同时，注重探索和提高，一方面坚守着浙东书风的“圆”、“断”、“连”要素，另一方面又将前辈的手法加以发展，更加注重笔断意连，“方”“圆”结合。

　　自１９７９年到天一阁工作，沈元魁在这座著名的藏书楼工作了１２年，书香之地对以书法为最大兴趣的文人来讲，书法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１９８５年９月，千晋斋维修后欲开放，需要内部陈设布置，天一阁领导找到沈元魁，指定他连同宁波另三位著名书法家一道，各写一幅书法，最后组合成一组四条屏，所写内容为前贤咏天一阁的律诗。沈元魁负责邀请、发放内容、取回。他还记得，凌近仁先生住在慈城，一天下午，他带着宣纸和诗句，坐上人力三轮车赶赴慈城。凌近仁蓄着长髯，能书善画，喜好诗词，人很健朗。凌先生尽管比沈元魁年长，但还是客气地称他为“元魁兄”。他很高兴，拿出最好的笔，一挥而就。四条屏写好后，均配好老木框展出，引来众人观看。

　　约莫半月有余，一天早上，工作人员突然发现千晋斋地上洒下一地碎玻璃，再一瞧，墙上四条屏中的一个框子被打破，里面的书作不翼而飞，这条正是沈元魁所书写的。馆长急忙找到他说：“没办法，你只好再写一幅了。”丢失的那幅写的是魏碑，他说：“偷的人估计也是书法爱好者。”他重新写时，换成了行书。

　　天一阁边上秦氏支祠中有一处金碧辉煌的戏台，戏台上方有一块朱金大匾，上面用隶书写着“虚华实境”四个大字。匾额写得端庄而有活力，运笔洒脱，但没有落款。原来这笔字也是出自沈元魁先生之手。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秦氏支祠划归天一阁管理后，破损严重的戏台需要维修，匾额也需要重新书写，主持维修工程的领导便找到了他。至于没有落款的原因，沈元魁说：“秦氏支祠这么大的一个场所，不需要有落款了。我的老师钱罕先生当年写‘宁波府城隍庙’横匾时，也未落款，我对老师的谦逊用意心领神会。”

　　在沈元魁题写的众多匾额中，慈城孔庙的“明伦堂”匾也没有落款。他说：“在孔庙，乾隆皇帝题写匾额都不落款。古代文人有此习惯，“天一阁”三个字的匾，至今也没考证出何人题写的。”

　　同为学钱罕书法的人，有些人在学习一段时间后，开始转向其他书法风格，而与钱罕渐行渐远，而沈元魁却还在坚守着。天一阁宝书楼底层有组八扇门屏，上面由钱罕先生书写着《黄梨洲先生天一阁藏书记》，文革期间第一扇门板被当作“四旧”而铲平。１９８９年，天一阁计划重新修复，如何保证修旧如旧，按照钱罕的书法补上，很让领导犯难，这件事，除了沈元魁再难找第二人。他接受任务后，斟酌多日，反复研究钱老的书风，终于写出满意的文字，交给雕刻师傅，最后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２００２年，沈元魁完成临摹作品《友竹吟棠》，收录梅调鼎先生对子１１副、堂幅２０幅，钱罕先生对子１４副、堂幅１２幅。取此册名，是因为梅调鼎的字为“友竹”，钱罕的字为“吟棠”。这是沈元魁按照各地所见到的两位先贤的作品，想尽办法临摹下来的，费时多年。刚开始时，他还不会使用照相机，完全依靠硬笔临写，回到家再用毛笔还原字的笔法、结体、章法，形成气韵。如今，这个册子成了两位先贤唯一的合集，十分珍贵。

纠错：171964650@qq.com 编辑： 赖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