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买还算好，有时就担心买不到，毕竟新鲜的水产品也不是每天都有。”为了解决这些水貂的“温饱问题”，吴顺交甚至还考虑过自己养，“当时抓了几条泥鳅，自己养在河塘里，结果一场大雨，全都给冲没了”。碰到实在没有新鲜海鲜可以吃，就只能给水貂喂猪血、狗肉，“水貂倒是都吃，可这些猪血、狗肉只能吃一两餐，吃久了水貂就不长个，还容易生病”。新鲜的饲料备齐后，还需绞碎跟蔬菜、玉米粉、番薯粉混在一起。“海里的可以生的绞碎，但是河里的就一定要先煮熟了再绞碎。”吴顺交说，由于当时没有电动绞碎机，只能靠手工绞，碰到泥鳅、小杂鱼还好办，要是骨头大又硬的胖头鱼，能绞得你手臂酸疼。

　　度过了白雪皑皑的严冬，就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1973年3月份，后所水貂场的第一批水貂终于要配种产子了，村里还特地招了两个短工来帮吴顺交打下手。交配前，首先就要给每只公貂挂上编号，这是为了记清配种的时间，然后就是把正在发情期的母貂送到公貂的笼子里去。“把母貂关进后，如果两只貂当场没有明显反抗，没有吵架，一般就能顺利配种了。碰到有反抗激烈的，就要赶紧把母貂出来，不然公貂劲可比母貂大多了，有些直接就能把母貂咬死。”每只母貂什么时候发情，什么时候配种，又是跟哪只公貂配的，吴顺交的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从4月下旬起，怀孕的母貂就要开始产仔，水貂场第一批30只母貂当年一共产了107只小貂，不过有40只小貂是“死胎”，最终存活了67只，“按当时的条件算，这样的产仔数量还算可以。”吴顺交告诉记者，小貂刚生下来，只有成人的拇指那么大。大概45天左右，小貂就能长到一斤多，就可以跟母貂分开饲养，再过三四个月，小貂就长足了。

　　从1973年开始，后所水貂场开始逐渐扩大。到了1978年，借着村冷冻厂的建立，水貂场达到最大规模，此时场里已经建起4栋棚房，每栋12间，算上周边围起来的空地，场面积有20余亩。当时养殖的水貂数量也超过1000只，种貂200多只。水貂场也不再是吴顺交一人“单打独斗”，或是零散地请短工，陈胜伟、吴纪恩、孙宝章等一批村民开始加入进来，算上吴顺交，当时水貂场一共有员工11人。“当时我们一共8个人是专门负责水貂的饲养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吴纪恩原先是扛石头的，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重活，村里就把他安排到水貂场来，“每天有专门两个人负责绞碎饲料，然后我们再把饲料放到貂笼里的空碗中，等水貂吃完，再把空碗拿出来统一清理”。

图为吴顺交1975年的笔记本，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年水貂配种产子的信息。（记者 龚雯雯 摄）

　　养殖水貂，最主要就是出售貂皮。每年11月，水貂一般就可以剥皮出售了。办场前几年，由于水貂数量不多，这些工作吴顺交一人就能搞定。到了1978年，随着数量的增加，场里的员工都参与进来。吴纪恩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剥水貂皮时的样子。“水貂特别凶，抓的时候手上一定要带上厚厚的手套。剥皮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把水貂杀死后，从脚开始剥，头上要剥得比较仔细，一般剥一只十几分钟就能搞定。”吴纪恩告诉记者，剥完的貂皮，先要把毛下的脂肪全都刮去，再根据公貂、母貂不同固定在不同的貂板上晾晒。貂板也是特别制作的，上面呈尖部，往下慢慢变宽，就像个拉长版的三角形。

　　由于当时国家鼓励像水貂这样的特种养殖，加上市场对貂皮的需求量很大，貂皮出售基本不成问题。每年1月份，县、市畜产品公司都会派专人来收购。吴顺交说，貂皮平均收购价与当年的水貂购买价基本持平，公貂皮一般在每张90元左右，母貂皮每张65元至75元之间，具体价格则根据皮毛质量、貂皮大小上下浮动。

　　在后所水貂场日益扩大的同时，由于看到水貂养殖带来的可观利润，后所村从事水貂养殖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最多时有70多户

　　小貂4月下旬出生，当年11月就可以剥皮，由于当时饲料便宜，养大一只水貂的成本最多也就20元，还不到收购价的1/3。可观的利润，让后所村不少村民看到了商机。正值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后所村，村里就掀起了一股水貂养殖热，家里凡是有点闲钱的村民，都变着法子开始养殖水貂。

　　“村里办起水貂场，我才知道有水貂养殖这回事，听说一张公貂皮可以卖到96元，母貂皮也要卖76.8元，当时一头200斤重的大肥猪也就卖100元。如果母貂一胎能生六七个，就相当于笼子里躺了六七头小猪啊，更何况当时要想把猪养到200斤也不容易。”王根伟当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一年的工分大约是400分，按每工分1元算，一年到头也就400来元，再到年终分红除去预支的粮食钱，能真正拿到手的也就百来块，“就是卖一只水貂的价格”。当年10月份，王根伟就从场里买了4只母貂和1只公貂，在家门口搭起简易的棚房，做了几个貂笼就开始养殖，“刚开始也不懂怎么养，就每天跑到村里的水貂场去学，回来自己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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