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没什么可怕，我们勇敢些”
在宁波西河街的十字路口，车来车往，一群身穿绿色荧光背心的孩子正在演练如何过马路。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达敏学校老师反复跟孩子确认上课讲过的指示灯功用，然后一遍遍现场演练。一开始，孩子们的小手紧紧拽着老师的衣角，后来慢慢松开，直到一个人安全地过了马路。
这是刘佳芬设计的社会实践课，而把智障孩子带上马路、带到人群中，她也曾经历过一番“寒彻骨”。
一开始，达敏学校也像一般的启智学校或家庭一样，把孩子圈在校园里，但刘佳芬很快发现在模拟情景下，重度智障的8名学生全部掌握了认路知识，可当被带到车站后，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回学校的路。课堂上孩子能清晰地辨认红绿灯，到了马路边却无助地颤抖，迈不出步子。更有孩子指着图片知道是橘子，但到了超市却认不出来了……
“学校没有斑马线，没有可买的柴米油盐，那就牵着孩子的手，勇敢走出校门。”刘佳芬下定决心。
也许仅仅是一抬腿的距离，但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困难重重。
刘佳芬想让学生去学校附近的宾馆参观，宾馆不接纳；在超市，孩子们看见琳琅满目的商品伸手就抓，被赶了出来；在小吃城，他们被骂作“呆子”，摊主拒绝卖东西给他们……
“无论是拒绝孩子，还是过度帮助，都是社会的不平等目光。只有让孩子走出去，才能让社会了解他们，让他们得到公平对待。”刘佳芬说。
为了让孩子顺利走进社会，刘佳芬巧妙地用上了“捆绑式”合作。2005年6月1日，由6个成员、3家单位参加的达敏学校首届教育协作理事会正式成立。他们承担了为孩子提供实践基地的任务，至今，包括超市、菜场、银行、药店、邮局、小吃城等理事单位已有100多家，理事成员几百位。
每周二，达敏学校的孩子都可以快乐地到他们想到的地方去实践；每周五，志愿者们上门来，教孩子们说英语，一起玩；每个节日，周边的单位还会送来礼物，搞联欢……
如今，走到哪里，迎接孩子们的，都是善意的微笑和亲切的话语。
我可以自己上医院，独立挂号就诊了；我可以上超市购物，帮父母买些日用品；我可以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买菜了；我可以……每每看到孩子一点点的进步，父母们又欣慰，又骄傲。
“未来没什么迷茫，我们会幸福”
“爸、妈，不要对我说‘不行’；爸、妈，不要对我说‘放弃’。”
这是达敏学校职高班毕业生灵灵(化名)的心语。
在欧尚超市3楼生鲜食品展柜，个子高高、面容秀气、皮肤黝黑的姑娘就是灵灵了，她口齿清晰地招揽生意。“这肉绝对新鲜，是早上4点从生猪场运过来的……这盒好，瘦肉多。”她笑着，露出白白的牙齿。
灵灵的工作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颇需技巧。她将肉从冷藏室拿出来后，每盒两块依次分好，用保鲜膜将盒子密封起来，“保鲜膜一定要绷紧，不然肉容易坏。”灵灵一边说，一边手脚麻利地做着，不到10秒钟，已经包好8盒生鲜肉。
一样的红色工作服，一样的黄色工作鞋，如果不是超市经理的介绍，我们真的无法辨认出眼前的工作人员就是从达敏学校走出来的智障人士。
“我是今年6月28日入职的，现在已经快工作3个月了。”灵灵清楚地记着入职这一天。
10年前，在普通小学上了一年学后，灵灵被妈妈送进达敏学校。她妈妈对老师说：“我们对这个孩子也没什么要求，就是希望你们白天能帮我看着她，不出事就好。”
“当时最让我痛心的并不是灵灵的状况，而是父母的不期待。”刘佳芬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灵灵的情景：头发乱七八糟，问她什么都不回答。可是，天下哪个父母会甘心放弃自己的孩子？这该是多少次努力过后的失望与无助。就像一位家长说的：“医生告诉我，智商是不可能医治的，我的世界黑了。”所以，刘佳芬想要做的，就是派送一种叫作希望的东西。
这种希望，刘佳芬定义为：“这些孩子也会有未来。”她辗转奔波，争取到上级教育部门的支持，将学校的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延伸到职高教育；她让学生们学习种植技术、学做面包等职业技能……
经过两年“生涯教育”学习，第一批职高班走出3个毕业生，全部就业。如今，职高班就业率几乎达到100%，不少人还进入金田铜业、五星级酒店等单位工作。
“达敏学校毕业的职高生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动手能力强。”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以前听说智障毕业生想来工作，他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但刘佳芬一有机会就带着孩子们参加残疾人招聘会，去企业推荐自己的学生，“试用一段时间才发现，他们比我们想象得要好太多了。”
“初见刘老师，那时二年级的我，一无所知。在您9年的辛勤教育下，我能努力工作、开心生活了。虽然这是一份很小的礼物，却是我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哦……”
一张灵灵今年教师节寄来的贺卡，刘佳芬一直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一直笑对我们的她，忍不住哽咽了：“谁说天空不会拥抱迟开的花儿，谁说智障孩子没有飘香大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