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宁波士人

　　主讲人　朱道初　　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喜好文史，笔耕不辍，撰写散文、随笔、论文等多篇，有个人专著七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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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珍藏于天一阁的明代科举录，记载着相当于省试、全国考试及殿试中的主考官官衔姓名、考题、上榜名单次序、优秀策论文章等。

　　图②：位于慈城的原慈溪县校士馆。校士馆，民间称考棚，是封建科举制童试之地。

　　前不久，看到一份关于１８９３年浙江乡试的原始资料，有以下内容：考试连考三场，每场都是三天，分别在农历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五日；考试科目有《四书》，五言八韵诗，《五经》文，策问，答卷主要样式是八股文。具体是：第一场考三篇“四书文”；第二场写作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采用设问方式，题料取自经史、时务、政治，这是乡试卷中稍微涉及当时现实的题目。由于考中乡试的便成为举人，意味着从此具有做官的资格（坊间称举人为“老爷”），广大士人对乡试非常重视。

　　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份举行，所以称为“秋闱”。遇到国家喜庆也会增加一次乡试，这就是所谓“恩科”。

　　魏炯说：宁波举人特别多

　　的确，明清两代宁波士子中举的人比较多，光以鄞县来说，明代有７３４人，清代有８８９人，合计１６２３人，其中同治朝９１名，光绪朝１６７名，也就是说，这２５８名举人在宁波辛亥光复时大多还在世，正与魏炯所提供的约数接近。魏炯（１８７７—１９７５）是甬人，他在１９６１年６月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宁波举人特别多，有两百多人”，这话没错。魏炯是宁波辛亥革命前后的闻人，清末曾留学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回国后加入同盟会，被聘为宁波法政学堂教习，积极投身宁波的反清光复事业。当然，如果加上宁波府下属各县，那举人总数就远不止上述这个数字了。

　　魏炯说宁波举人特别多，与当时宁波重视科举考试分不开。举例来说，当时宁波设有专门替举人服务的“孝廉堂”，（举人又称“孝廉”）该堂不但为举人赴京会试提供川资，而且每月由宁波府知府亲自主持月课，凡写八股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一名奖给制钱６千文，依次递减，第３０名奖给２千文，３１名以后一律奖给１千文。当时６千文制钱可以兑换７块银元，可买米三石以上。同时宁波各界有聘请举人当“公行先生”的习俗，平时各行各业有事向官府诉告，假如找不到有“顶戴”的士绅，那就无法跟官府沟通。“公行先生”基本上是由举人充任，为此举人们可收获年金数百银元（１２０银元到６００银元之间）。此外，举人们还有其他经济来源。

　　中举是秀才、监生们的普遍向往，而培训的机构主要是书院，晚清宁波城乡书院林立。各县有县学，生员名额后来有明显的扩增，如镇海县原先入学名额只有１５名，但在同治年间获准增加到３０名，同时有武生名额１５名，入廪的生员能够享受到不菲的物质待遇。随着条件的逐步优惠，无论“秋闱”还是“春闱”（指会试，因在二、三月举行之故），宁波人屡屡取得好成绩。譬如奉化举人孙表卿，虚岁１２岁就中了秀才，过几年还中了举，而且其塾师孙锵跟他一起中，“师生同科”。海曙林钟华、林钟峤兄弟同榜中举，“兄弟同科”。镇海县灵岩乡等三个乡（均在现北仑区），曾一榜出过六名举人。镇海还有个郑世熙，本人是个贡生，却一连教出五名举人，被惊为神奇的“五孝廉之师”。

　　为了让去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有个舒适方便的临时居住之处，宁波人先后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会试馆。除了宁波府会试馆，鄞县、慈溪、镇海等县又各有会试馆。镇海县会试馆购置在同治初年，那是趁当时满清政府对皇城内城控制有所松动之机，由镇海籍两名京官和一名巨商联合出资购得民宅，地段非常好，就在皇宫旁边叫甜水井头的地方。从此，“临试无迁徙之劳，而闲居有宽广之乐”，让外人好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