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宁波市献血条例》本月起实施

　　■回顾

　　抹不去的血泪记忆

　　退休９年了，当做了半辈子血站医生的章玉琪看到关于血液有偿或无偿之争报道，２０年前的情景就会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吵吵嚷嚷的一群人，在某个“血头”的召唤和组织下从全省各地赶来，争先恐后地伸出胳膊。

　　２０多年过去了，胳膊后的每张脸都面目模糊，只有胳膊上的针眼，那些个小小的，仿佛轻轻一按就可以挤出血来的针眼，章玉琪至今还记忆犹新。

　　章玉琪记得，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血站成立前，当时临床用血１００％来自卖血者，每１００毫升血液是１０元左右，４００毫升就是４０多元，而他一个医生一个月的薪水，也就是五六十元。 

　　卖血者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钱。那些３０岁至５０岁的壮年男女，大多来自义乌、金华、天台一带，也有部分奉化人和极少数老三区的人。就像余华著名小说《许三观卖血记》里写的一样，每个地方专门有一个“血头”组织，他们被“血头”用车拉来，赶到血站的时候，往往差不多中午了，坐在楼梯口吃着干粮聊着天，等到下午上班的时候一跃而起。

　　章玉琪负责给他们挨个儿检查，很多都是熟面孔，手臂伸出来，针眼是“新”的。

　　“不成不成，才抽过吧，哪能再献呢？”

　　当时负责抽血的陈伟岳隐约还记得那些面孔，４０多岁的女人看起来像５０多岁，笑起来颧骨更突出，眼睛深深陷下去：“哪能呢，抽过很久了，医生你抽吧，没事。”

　　“不行，你看你瘦的，身体吃不消的。”

　　她就突然跪下了，眼泪就出来了，理由他们听过无数遍：“我们家真的困难呀，有病人要用钱呀，医生你有点同情心呀！”

　　他们在章玉琪的记忆中，“血头”大多也都是农民，义乌的“血头”姓宋，是个２０多岁的小伙，脑子很活；台州的“血头”是个四五十岁的农民，看上去老实巴交，其实门儿精；金华的“血头”是血站血源科一名工作人员的亲戚……总之每个人都是有点来头的。

　　当时，９５％以上的血源来自外地，血液的抽取和保存，现在看来不可思议。

　　陈伟岳的记忆里，几乎每个职业卖血者到来之前，都会足足灌下几大碗糖水。他们随身带的水壶容积超过大的可乐瓶，喝下去毫不含糊，轮到献血的时候，大多憋尿已经憋到牙根酸。

　　“喝水主要为了稀释血液，糖水比普通白开水好吸收得多。所以那时的血液质量比现在差多了。”

　　血抽出来，不用任何处理，也没有艾滋乙肝之类的检测，直接送进医院。“还热乎着呢。”

　　又过了几年，各地血液需求量多了，外地的“血头”们不大来了，章玉琪他们只能自己出去采血。公交车坐到宁海住一夜，第二天赶到台州境内抽血然后再坐车回来。

　　按现在的标准，血液必须冷藏保存，但那个时候，没有冷链，没有专车，血装在玻璃瓶里，瓶放在纸箱里。明晃晃的太阳晒下来，章玉琪和同事们抱着纸箱满头大汗地去赶车，两三个小时后，“热血”出现在医院里。

　　即便如此，无法保证的血液质量和每年不到５％的血液自供率，使宁波的医疗临床用血面临无血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