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访谈：说书说的是"人情事理"

　　而且，说书史和文学史紧密相连，历史上很多文学名著都是先有说书后有著作，可以说说书史远早于文学史。比如说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而《西游记》来自于话本《大唐玄奘西行记》。

　　宋代是说书的第一个高峰，宋朝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各种城市风貌，包括说书的艺人，有民间也有宫廷里的说书人。说书这种表演的形式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其中的开场诗，结束时候的“且听下回分解”一类用句都影响了明清的小说。明朝冯梦龙编的《三言二拍》，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包括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其中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本身就是话本小说集。

　　记者：您是第一个让评书走进电视的人，“当时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

　　田连元：我想这是时代的选择。1980年，我录制了广播评书《杨家将》，播出效果非常好。后来，辽宁电视台台长提出，广播能够播评书，为什么电视不能播呢？当时电视台播评书确实有阻力，一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台频道资源很少，二是大家都认为电视是一种视觉艺术，讲究画面的精彩变化，你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讲那么长时间有人看吗？领导的态度很坚决，大家就尝试着开始。当时他们选定了《杨家将》，而评书人就是我。

　　当时电视台给我的每期节目是20分钟，而平常我的一场演出单元是2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要在三四分钟内吸引住观众，这在节奏的把握和高潮、结尾的设计上都是全新的挑战。古老的艺术想要在现代传播方式的电视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本身的语言表达也要有区别。电视语言需要更加精炼、富有哲理，而评书本身则要求有“哏”，也就是幽默感和喜剧特色；有“劲”，也就是有悬念。1985年，刚开始在辽宁台播出几十集后，没有收到观众反馈，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因为转播足球，把评书停了一天，结果一整天，打进电视台的电话就没停过，都在问“评书为什么不播”。这才知道，节目火了。1987年，北京电视台也开始播出我的《杨家将》，用媒体的话说“当时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让评书走上电视，我是第一个人，在我的艺术生涯当中，也算是很重要的一笔。

　　记者：您的评书被称为“田氏幽默”，除了讲究语言，您觉得那些长篇的历史评书是如何吸引住观众和听众的？

　　田连元：说书说的是“人情事理”。说故事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包括事物发展的情节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合理性，你不可能让李逵做出非常细腻的事情来，也不可能让宋江做出违反他个性的事情，必须顺应人物的性格发展，不能违背人物的个性。再有就是要考虑到时代背景，符合那个时候的典章制度、道德基准。不能让宋朝的人做出现代人会做的事。

　　比如武松杀人和李逵杀人就不会一样，武松是有头脑的人，做事情比较冷静。他狮子楼杀西门庆，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才走向极端，才触犯法律。所以我在说“血溅鸳鸯楼”的时候就没有像原作那样说他“逮谁杀谁”，他杀的顶多是蒋门神、张都监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杀人。像这样的改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它体现了故事的合理性，更符合人物的个性。再比如林冲就不能随便杀人，林冲劫路的时候一听这人有什么难处就下不了手，这才符合人物的性格。

　　第二个是历史观。《三国演义》中发生的事件如果查阅《三国志》，基本上都有记载，最多就是人物性格不一样。《水浒传》也有历史的真事，像“宋江起河朔”、“三十六天罡”，这些是有的，但一百零八将是后来加的。那些故事是在某个历史客观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之中进行的。人物的行动不能脱离彼时彼地的规定，如果离开了那个时代，用今天的是非观与道德观衡量人物，那就不是《水浒传》的原样了。如果按照现代的道德观念去改变古人的行为规范，再过几十年就会改得没有《水浒传》原来的情节和人物了，顶多是一堆人名，让一群古代的人，做着现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