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籍慈善家沈敦和 参与清末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会”

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１９０４年２月，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使我东三省同胞在战火中流离迁徙，受尽磨难。激于义愤，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挺身而出，当年３月３日，他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２０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商议开办之法”。会上，沈敦和首先介绍了万国（即国际）红十字会的缘起、章程等基本情况，接着与会者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立会宗旨、救济方式、资金筹措等事宜达成共识。“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当时《申报》称“普济善会，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 

因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无法取得日俄交战双方的认可，沈敦和转而寻求国际合作。他通过当时在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李提摩太与英、德、美、法等四国驻上海领事、公共租界官员取得联系，并获得他们同意，合办一个新的红十字会。１９０４年３月１０日下午，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议事，宣告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３月１８日，新的红十字会办事董事首次集会，确定新红十字会的正式名称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根据会议决定，董事会由４５名人员组成（其中西董３５人，华董１０人），另从４５名董事中推出９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中方办事董事为沈敦和、施则敬以及后来增加的任锡汾。这次集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扩大中国红十字会的影响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会到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实际会务主持人，沈敦和以上海为依托，积极开展会务活动，组织实施各类救援工作，其中又以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与国际救援四个方面的工作最为显著，取得了显著的人道主义效果，也有力地扩大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影响。

清末民初，沈敦和主持红十字会实际工作达１６年之久，先后创办并主持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大力培养医护人才，参与疫病救治，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疫情与疾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公共租界发生鼠疫，工部局在源昌路、阿拉巴斯脱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地挨户检查鼠疫，其后又公布检疫章程，引起居民强烈抗议，酿成“检疫风潮”。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虽允可而迫于四日为限”。他为此公开演说募款，力言“治安不可扰，主权不可损，医院成立不可缓”，获得热烈的响应。“敦和爰大会士民，慷慨陈词，继以挥涕”。其场面十分感人。１１月２３日，中国公立医院在英租界成立，分１０天检验完毕２４００户华人。

其间中国天灾人祸不断，沈敦和历尽艰辛，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兵燹救济与灾害赈济工作。如在武昌起义，宁沪、京津、直皖、直奉诸战役以及南北各省旱涝、风火、疫疠等灾变中，沈氏都竭智尽力，进行救护。在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红十字会除了派遣救护队前往之外，也与各地中外教会人士合作进行救护工作。总计武汉三镇战区治愈兵民３４３４人，南京战区救治伤兵５００余人。等到战事向北发展，上海红十字会又派留日医药团编队前往，加上各地传教士，从皖北到津浦铁路沿线，设立许多临时医院。总计前后救治伤病兵民1万余人。

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１９１９年４月底，北洋政府为加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控制，利用美国红十字会对沈敦和的不满与猜忌，突然任命蔡廷干为副会长。这实际上剥夺了副会长沈敦和的权力。 

沈敦和突然被免职，即将告别自己用心血浇灌多年的中国红十字会，内心是不平静的。在辞副会长及议长函中他说：“敦和追随其际、无补时艰，衰朽余年，日荷重负，良心众志成城，不愿谢绝热心同志，独善其身；国无宁岁，更不忍抛弃无告穷民，坐视不救”。鉴于他对红十字会事业的杰出贡献，就在他被免职的第二天，红会常议会就决定“发起为沈君立碑或制铜像以志纪念”。

免职后，他仍为上海突发时疫操劳，自谓此次疫情“关系沪上安危，未便以告休退老之身，遽置民命安危于不顾”，又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其中，终使疫情得到控制。随后又担任湖北义赈会会长，为赈济灾民而奔波。也许是过分刺激和劳累的缘故，在去职一年后即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沈敦和因病在上海寓所去世，享年６４岁。 

沈敦和为中国红十字运动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好评与崇敬。时人称“沈副会长办理会务，前后十六年，集款二百数十万元，分会一百四十余处，连年天灾人患，胥赖红十字会拯恤，虽有各善士慷慨乐输，但非沈公任劳任怨，曷克臻此？中国向无红十字会，日俄之战，东省人民惨遭兵祸，若非沈公首肯任事，当时红会又何由成立？是中国之有红十字会，实创自沈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