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夯实法学法律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充分体现法学会作为人民团体、群众团体政治上的导向性。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把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引导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律观,坚持立足我国国情开展法学研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讲法治与讲政治的统一,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围绕重大问题组织开展法学研究,充分体现法学会作为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目标上的引领性。市法学会要团结和引领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认真按照三中全会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紧紧抓住平安宁波、法治宁波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紧紧抓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认真开展研究,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以更加及时和有效的研究成果服务宁波法治实践。
三、积极参与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充分体现法学会作为人民团体、群众团体使命上的担当性。要立足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积极调动和激发法学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热情和奉献精神,大力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培训等活动,为基层群众答疑释惑、排忧解难,帮助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创新文化体制机制 增强宁波文化软实力
方东华(市社会科学院):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作了重要部署。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联系宁波实际,我认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制约宁波文化发展的“短板”,在以下四个方面创新文化体制机制。
一、创新有利于文化发展顶层设计的组织体制和决策机制。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思路和一流的顶层设计,需要能宏观把握、整合各种力量的强有力的科学决策机制。以往在抓文化发展方面,各级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但是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重要工作之一是有一个整体上清晰的发展思路和科学的顶层设计。因此,怎样进行整体把握,宏观指导,整合资源,形成明晰而科学的决策,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也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体制和科学决策机制。
二、创新为文化发展提供智力和学理支持的研究和咨询体制机制。宁波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么多类型的文化,固然说明宁波文化资源的丰富,同时也说明在文化建设思路上的各打各的牌,求全贪多而无重点和特色的境况。所以,要提出具有高水平的建设性建议和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化发展思路,就要有能提供智力和学理支持的研究咨询体制机制作保证。要为文化创新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研究成果,改变浅尝辄止、只凭经验和感觉决策的被动局面。
三、创新有利于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艺术精品的工作机制。怎样把基础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艺术精品,并走向市场成为竞争的实力,其中有许多环节。环节之一便是对基础资源的原创性开发利用,这里的关键是艺术创新、文化创意。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粗放型地、简单地征用地域文化资源,雷同重复,简单演绎,很少能拿出有新意的标志性创意作品。里面的要害是缺乏对宁波文化资源进行富有原创性的深度阐释,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参与文化强市与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理论研究,鼓励潜心精品创作,对有一定基础的作品进行推荐、提升,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符号和艺术表达符号。
四、创新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流通的体制机制。针对宁波文化发展的现状,从改革和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入手,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格局,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培育对外文化贸易主体,形成一批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詹国彬(宁波大学):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仔细研读《决定》,我认为其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方面蕴含四大亮点:
一是凸显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日渐成为政府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但从学理意义上看,“社会管理”更多体现了一种单向度的管理活动,较多地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社会自我管理和发展的内涵和意蕴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和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变了社会管理的提法,提出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这是一种重大的理念更新和转变。社会治理体系的提出,说明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重要性,也说明在社会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寻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走向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参与的格局。
二是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以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不仅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也需要进一步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以充分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会加快调整步伐,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将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和体现,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作为空间,社会活力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和释放。
三是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强调政府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矛盾问题,要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建立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实现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的目的。此外,《决定》还提出要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将社会矛盾的化解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轨道的决心,为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化解指明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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