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爱侍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记者 王 鹏 摄
范爱侍老人今年98岁了。
“57年前,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想过自杀。”范爱侍说,差一点,他的生命就定格在了42岁。
1957年深秋,站在北京新侨饭店的平顶上,他曾试图纵身一跃,“那样一切就结束了”。
但就在那一刻,他退了一步。这一退,换来了22年的屈辱生涯以及之后的浴火重生。
“没有谁的一生都是顺风顺水的,过来了才知道,只要坚持,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回忆往事的时候,老人记忆清晰,声音洪亮。一个世纪,一生的跌宕起伏,在他的眼里,变成了波澜不惊的弹指一挥间。
1、生死就在一念间
1992年,76岁高龄的范爱侍老人到北京开会,途经北京新侨饭店时,他停下了脚步,乘坐电梯登上了久违的饭店平顶。
天色已晚,暮色四合,万家灯火亮起来,这情景似曾相识,一出神一恍惚间,物换星移,时光仿佛回到1957年。
那时他42岁,正当年,作为宁波唯一的委员赴京参加在新侨饭店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会。那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就在这里,就差那么一点,他的生命就终结了。
那次会议的重点是反右学习。仅仅因为宁波有人向大会寄去了一份揭发材料,他成了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有口难辩。
一天前,他还是人人尊敬的大牧师,一夜之间,他就沦为“人民的敌人”。人们唯恐避之不及,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批斗。
11月7日就是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6日晚,北京燃放焰火。大会秘书处通知:晚上自由活动,委员们可以上街观看。
他是“戴罪之身”,哪有心思去看热闹?只好一人留在房间“闭门思过”。
鞭炮声响起,他走出房间,乘坐电梯,直上饭店平顶。
漆黑的夜空,漫天烟花次第绽放,孤独、屈辱涌上他的心头。
“跳下去吧……”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从小到大,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
“那时的我犹如一叶扁舟,被狂风追逐于汪洋大海之上,迷失了方向,不知所归。”老人在回忆录里写着,当时是那么的孤立无助。
生死瞬间,他想到了什么?
57年后的一个下午,他跟我们回忆起那段往事。阳光下,他的白发细密如缕,笑容温暖而宽厚:“就是想家,想娘,想老婆孩子,我不能对不起他们。想到了之前的很多事,我不能愧对父母的教诲,不能将从小的努力付之东流。”
往事一幕幕。
2、“女先生”的儿子
1916年,范爱侍出生于镇海,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女先生”的三子。
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每天都有一辆“蓝呢轿”前来接送母亲。乡亲都不叫母亲的姓氏,只称呼她为“女先生”。而这轿子是当时县老爷的官轿。
范爱侍的母亲毕业于基督教会在中国最早开设的女校———宁波崇德女校。她利用教堂堂舍,办了一所女校,开了全县女子教育之先河,母亲也成为全县唯一的“女先生”,深得大家的信任。
之后不久,县衙筹设男女学校各一所,专收官绅和富商的子女。女校找不到女性老师,当时的县老爷孙文诒亲自登门,聘请母亲出任女校校长兼教师。
母亲上午在自家学校,下午则去署校上课。县老爷对她敬重有加,每天派他的官轿迎送。轿到县衙,必启中堂大门迎入,“女先生”因此声名大振。那时,范爱侍的父亲虽是宁波教区首任华人牧师,是镇海县城教会的创始人,但其名声远不及“女先生”。
即便有“蓝呢轿”的风光,他母亲从未因此而轻视旁人。范爱侍认为,母亲留给子女们最大的财富,就是言传身教的温良恭俭让,与人为善。
除此之外,母亲竟然还懂得一些西医,常为穷人解决病痛之苦,范爱侍耳濡目染,也略知一二。
抗战期间,教堂里来了个女乞丐,左臂上长了大疮,又红又肿,手也举不起来。农村无诊所,年轻的范爱侍壮着胆,用消毒后的刮胡子刀片给她做了手术。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举刀直入,大量脓血迸流而出,“虽然略感紧张,尚不至慌张,备感欣慰”。
那些年,他家常备纱布、棉花、碘酒、红药水,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从没收费。
“真正伟人的双手并不浸在甜美的花汁中,它们常忙于处理一片恶臭的脓血。双目并不凝望最崔巍的高峰,它们常低俯下来查看一个卑微的贫民的病容。”范爱侍说,他母亲从小教诲: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永远做个谦卑的、奉献的人。
3、坚守的民族气节
受家庭影响,范爱侍高中毕业就有了自己的志向,为此,他放弃了很多旁人羡慕不已的机会。
他的小学是在母亲的学堂里度过的,六年级转入镇海的县立学校读书,就是今天镇海中学的前身。
1930年,他初中毕业,升入宁波四明中学读高中。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老师几乎都来自美国,上课全用英语教学。刚开始,上课就像在听天书,根本听不懂老师所讲。有一段时间,他急得躲在蚊帐里哭鼻子。为了尽快适应,他自己暗暗努力,很快就能用英语同老师交流。
好成绩给年轻的他带来了许多机会。高三毕业那年,他本有机会出国留学,当时美国教会拨来专款,欲培养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去学医,老师优先考虑了他,但他放弃了。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志愿,像父亲一样,做一名牧师。
高中毕业,他进入神学院。就在他潜心求学的时候,抗战爆发,他的学业也因此中断。
时年21岁的范爱侍,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针对有的地方出现汉奸附敌卖国之事,他奋笔疾书。当年,宁波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提倡方孝孺精神”,就是他有感而发的大作,号召全民要有浩然的民族气节。
战争期间,他的家人多数逃难到了上海,而父亲还在镇海坚守着。范爱侍就跟在父亲身边帮忙,成为得力助手。
1938年,他因病到上海休养。一天,一名家乡女信徒找到母亲,称其丈夫已投靠南京汪伪政府,拟出任汪伪政府驻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现有一会计职务,拟请范爱侍去担任。
范爱侍母子拒绝了这份“好意”。
一个多月后,这位同乡再次前来,重提任职之事,还说日本风景优美,是个疗养胜地,请身体不佳的范爱侍和未婚妻一起前往。一面疗养,一面工作。
虽然范家此时生活拮据,但他们依然不为所动。
断断续续间,范爱侍完成了学业。1940年,他从神学院毕业。就在那一年,他改用了现在的名字。
他原来的名字是爱仕,取致力于仕途之意。改用爱侍,则是做“爱的仆人”或“乐于服侍人”的意思。
“服侍所有爱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范爱侍说,“我可以放弃仕途,放弃前程,但生死一念间,我突然发现,还有很多事情、许多人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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