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北京　大运河南北端城市历史文化的呼应

　　2500多个春秋冬夏，中国大运河日夜不停息地奔流着。数千公里的跨越，把大运河最北端城市北京和最南端宁波两座城市紧紧相连，最终从东海之滨宁波奔流入海。

　　曾经，客运、商运、漕运，茶叶、丝绸、瓷器和粮食等物资千里迢迢地从宁波通过大运河北上来到京城，为帝国的绵延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然而，大运河何止是一个贯通南北的运输通道？它连接的是历史，呼应的是文化。

　　大运河是政治变幻的透视者。

　　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著名藏书家范钦，曾舟渡曹娥江、钱塘江，沿着浙东运河北上京城，在这里见证了16世纪灰暗的政治天空。

　　1482年，11岁的王阳明旅居在考中状元任职京师的父亲处，对京城有了最初的印象。当26岁的他再次回到北京，从担任刑部主事到成为兵部武库司科员，初尝了官职生涯的酸甜苦辣。他想不到的是，正德元年(1506年)，35岁的他“上书”为忠臣蒋钦辩，触怒皇上，被痛打40大板并投入大狱，后被流放至贵州龙场的偏远驿站。

　　26年后的嘉靖十一年(1532年)，同为宁波人的范钦赴京赶考中进士，与京城有了不解之缘。嘉靖十五年(1536年)，就在什刹海旁一墙之隔的紫禁城，升为工部员外郎的范钦成为管理紫禁城内外宫殿、庙宇和皇陵建造的官员。在这里，恪守职责的范钦举报武定侯郭勋的贪污腐败行为，被廷杖、蒙冤入狱。一年后的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被皇帝“开恩”下旨释放。次年，郭勋罪行彻底败露，投入监狱。正义得到了伸张，刚直不阿的范钦以“抗武定侯者”闻名于朝廷。

　　大运河是历史风云激荡的见证者。

　　处于“落日的辉煌”的大清帝国与近代西方文明初次碰撞，就是在古老的大运河上发生的。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中国派遣了一个有5艘船只，包括军官、传教士、商人、翻译等在内700人的“史上最大来华使团”，表面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实则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欲同清政府谈判扩大贸易往来。

　　1793年10月7日，经乾隆皇帝特许，使团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运河之旅：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南下，抵达杭州。

　　可悲的是，漠视外部世界变化的大清帝国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称英国人为纳贡朝圣的“番邦”。而精明的“番邦”却在逍遥的运河之旅中，把清朝京城及外地城市中从八旗驻防部队到各地绿营兵外强中干的防卫情况窥探了个清楚。

　　47年之后的1840年，当年使团中只有12岁的侍童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在英国下议院极力鼓动进攻中国，鸦片战争爆发，一段残酷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宁波则成为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后，首批对外通商的城市之一。

　　大运河是文化薪火相传的传播者。

　　沿着运河流淌的方向，文化精神、学术思想在一次次升帆远行中传播海内外。

　　王阳明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还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其振聋发聩的思想照亮了16世纪沉闷而黯淡的政治天空，直接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京城的历练，锻造了范钦的铮铮铁骨，也让具有极高史料和文物价值的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成为国内外孤本，珍藏于天一阁，并缔造了天一阁这座亚洲最古老的中国私家藏书楼。

　　还有在京城19年的清初宁波籍史学家万斯同，他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写成五百卷《明史稿》，其严谨的修史态度成为史学家楷模。

　　而今，斯人已逝，运河水依旧无声流淌，悠长的文脉就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代悄然传承。

　　大运河是城市兴衰的旁观者。

　　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在海上出差遇难，从济州岛漂至台州，上岸后由官府接待，经宁波沿浙东运河北上京城，北返归国。在他用流畅的汉文、以日记体记叙这段经历的《漂海录》中，浙东运河“江之两岸，市肆、舸舰纷集如云”，京杭运河的航运和沿岸城镇的繁华足以令今人骄傲。

　　清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在宁波、上海、北京生活60多年，大运河沿岸的杭州、绍兴等城市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宁波，从1850年开始的10年间，他学会了宁波话。在北京，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首次为中国引进国际法。1898年至1900年，他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为中国引入新文化、新科学作出贡献。丁韪良在北京写的回忆录《花甲记忆》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宁波，“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最好的作品”，宁波“是一个我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你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

　　大运河就是一部流动的厚重史书，它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诉说，有太多的人事能够追忆，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也有太多的梦想值得追求。(陈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