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翻译家草婴的自由之路

草婴夫妇。2005年拍摄于家中

草婴工作照。摄于1957年10月20日

中国著名翻译家草婴，宁波镇海骆驼桥人，与俄国文学结缘七十载。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先后为《时代》杂志、《苏联文艺》杂志及《时代日报》译稿，1960年担任《辞海》编委兼外国文学学科主编。1978年至1998年，以每天千字的速度，系统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三部长篇、六十多部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他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也是苏联“高尔基文学奖”获奖榜单上唯一的中国人。

在上海三联书店近日推出的“大文豪经典之作”中，草婴翻译的托翁三大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以“国内最权威译本”之名入选。

记者 林旻 

出身名门，

盛氏后人承接家族“盛世”

９月１２日下午，和草婴夫人盛天民约好在上海岳阳路的家中见面。１９３７年底，草婴的父亲盛济舲带着全家从宁波逃难到上海，先投奔了法租界的亲戚家，而后在复兴中路买了一栋三层洋房。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周遭的一切不断变迁，草婴也不停搬家，但生活圈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带。

在一栋老式洋房的二楼，盛天民老人已经准备好茶点在等待我们。这里曾是草婴的书房和会客室，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这里被翻译成中文的。“一家人都知道，如果草婴在这里翻译，是一定不能进来打扰他的。”

除了家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草婴还有另一个名字。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４日，镇海骆驼桥盛家添了一个男孩。家里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盛峻峰，寄托着全家对他的期望。只是后来，世人只记住了他的笔名：草婴。

关于镇海盛氏的繁华往事，盛天民都是听草婴说起的。“１９９２年，我跟着草婴第一次回宁波，我们回到了骆驼桥的老家，占地四五千平方米的盛家祖屋已经是职工宿舍了。草婴当时指着房梁跟我讲，你看这个梁已经一百多年了，质量还是特别好。当年祖宗为了要造这个房子，特地开了一个木行。”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纪初的骆驼桥，当地最高的房子也属于盛家，“草婴的祖母赵氏是宁波市里的大家闺秀，要嫁到盛家来，盛家就盖了一栋三层高的洋房。听草婴讲，这个祖母是非常能干的。”

１8３８年，草婴的高祖父盛植琯创办了“盛滋记酿造园”，曾在１９１５年和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一起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盛滋记”在盛家人手里代代相传，生产的酱油、米醋、老酒曾经风靡浙东地区，仅直营店就有１７家。１９５７年秋天，“盛滋记”公私合营，两年后变成了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厂房、工厂占地１００多亩。１９９８年，被宁波市和平注射器厂以１８０万元买断，从此，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在宁波消失了。

在镇海档案馆收藏的《慈镇盛氏七修宗谱》中有载，盛氏先祖从江苏迁徙而来。初步统计，自清代康熙朝以来，盛氏族人中读书做官的共有４０８人，有大小官衔职称的１９７人，其中举人１３人、进士４人，当过知县的有５人，知府２人，企业家、实业家不计其数。上海工商业界领袖盛丕华，论辈分的话，是草婴的表哥。

捐款抗日，小小少年名扬宁波城

父亲盛济舲是草婴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引路人。盛济舲早年留学日本，因为患了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而后去同济医学院学习西医。毕业后，盛济舲回到宁波，出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听草婴讲，读小学的时候一到休息日，他们兄弟姊妹几个就跟着父亲下乡行医，给穷人治病。”父亲倡导的“学医救国”和人道主义精神对草婴影响至深。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千里之外的宁波举行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当年１０月２１日的《时事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以《小学生盛峻峰独捐３０金》为题做了大幅报道。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１００斤猪肉或１５０斤麻油，也是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这是草婴第一次“登报”。盛济舲以独特的教育方式，让“爱国”两个字铭刻在儿子心里。

见多识广、为人慷慨的盛济舲在族人中颇有威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草婴的祖母赵氏去世，在盛济舲的主持下，把盛家除了“盛滋记”厂房之外的全部流动资金分给了大家。“草婴的父亲打破旧时传统，盛家几个兄弟姐妹皆有分得，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之后，盛济舲在甬江边买了五亩土地，造了一栋西式洋房，一家人搬到了宁波市区生活。盛天民还记得草婴说过，“盛家花园洋房”在当时颇有名气，家具全部从上海购置，草婴兄弟常常在沿江的小路上骑自行车。

但好景不长。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盛济舲迫不得已带着全家老小从宁波逃到上海，在租界避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盛济舲将盛家花园洋房捐给了旁边的甬江女子中学。“捐之前父亲问草婴，老家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帮他拿到上海来。草婴说只要一个书橱。”盛天民转过身，指向书房角落里一个对开门的红木雕花书橱。虽然年代久远，书橱上的葫芦型拉手一尘不染，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柜子里密密麻麻的“托尔斯泰”，异常珍贵的俄文原版全集。

18岁走上翻译之路，

世上有了译者“草婴”

对于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目的，草婴在《我与翻译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中有过这样的阐述：“我学习俄语并从事翻译，主要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一股热情。我的青少年时期正逢日本军国主义蹂躏我们的国土，接着希特勒入侵苏联，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生灵涂炭，苏联人民也遭到类似的浩劫。这两种侵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所以，我从事翻译主要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其次是通过学俄语培养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想为中国读者介绍些优秀的俄苏文学作品。”

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上海，想学俄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学里只有英文课。草婴在报纸上看到俄侨刊登的招收学生启事，就自己找上门去，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家庭妇女成为了他的俄语启蒙老师。

盛天民说，草婴的零用钱是每月５元，在当时已经不少了。因为不想让家里知道学习俄语的事情，他决定自己承担学费，每小时１元银洋，一个月学４次。但比起学费，更难的是俄语教材的稀缺，当时唯一供外国人学俄语的教材是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俄文津梁》，并且只在一家俄侨开的书店里有卖。

在经历了磕磕绊绊的俄语启蒙教育之后，１９３９年，草婴幸运地遇到了自己从事俄文翻译的领路人———著名翻译家、《时代》周刊主编姜椿芳。他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人。他和苏联塔斯社商量以苏商名义，成立时代出版社，为反法西斯做宣传。姜椿芳找到盛峻峰，希望他做一点翻译工作。１９４１年，草婴开始翻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讯报道，后翻译文艺作品。１９４１年时代社创办《苏联文艺》。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在《苏联文艺》第二期上发表，译者“草婴”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