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已经闲置了两年多的老年乐园,王春文身心俱疲。现在他只有一个心愿,将其捐赠给有爱心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管理。记者 王鹏 摄
王春文86岁了,老人多次想听从儿女的建议闲下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是,他还有心愿未了。
早上7点,他乘坐公交车准时到公司。下午5点,他徒步4公里回家,数十年风雨无阻。
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叫人开车,带到城西寺山脚的兴华老年公寓走一走,晒晒太阳。
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件作品,位于半山腰上的5幢褐色小楼已经装修好,但至今仍空着,只有两个保安和一条狗看着。
阳光下,老人眯起眼。往事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他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少年丧父,吃尽苦头;青年立志,事业有成,不料蒙冤受屈、10年虚度;年近六旬开始创业,事业辉煌,致力慈善,在宁波颇有名气。2012年,由王春文慈善基金会投资5000多万元新建的兴华老年乐园竣工,他的慈善事业到达顶峰。
但因种种原因,老年公寓无法投入使用,闲置已有两年多时间。如今,身心俱疲的王春文只有一个心愿,将其捐赠给有爱心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管理。
少年磨难
一把铺着被子的椅子,一张陈旧的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是王春文办公的标配。
电话不时响起来,都是来订购原料的客户来问价格、型号和交货日期的。虽然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王春文却能准确地应答。面前那本厚厚的笔记本,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有的都已开始泛黄,这是老人几十年生意往来的见证。
老人脸色红润,脸上的老年斑也不多,银丝般的白发在太阳光的映衬下,尽显仙风道骨之味。可很少有人知道,40多年前,他曾被查出早期肝硬化。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战胜了可怕的病魔?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小时候的磨难让我足够顽强,”在老人眼里,那种磨难,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王春文,虽然不是富贵之家,但父亲在大上海有份工作,粗茶淡饭还是能填饱这个三口之家,王春文还有幸进学堂读书。
自鬼子入侵后,王春文家就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一样受到影响。他的父亲没了工作,只好回到宁海老家。祸不单行,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刚上初一的王春文被迫停学。
1942年,13岁的他进入当地食品厂做学徒。食品厂主产年糕、豆制品等。那时没有机械设备,所有工序都是人工完成。他个子小,没力气,搬个东西常常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冬天,长时间泡在水里的双手长满了冻疮。
尽管很难,他却咬牙坚持,而且因为人很勤快,嘴巴也甜,师傅们都蛮喜欢这个小家伙,把制作糕点豆腐的诀窍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
就是这门技术,成就了王春文事业的第一次顶峰。
解放后,王春文成为宁海食品厂的骨干,有了施展才干的舞台。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一名小组长升任食品厂厂长,虽然当时这个厂只有10多个工人,但厂长这个头衔足以让同龄人羡慕。
当时食品厂的经营模式,后面是生产车间,前面则是销售的柜台。在这里,王春文接触了各种人群,有的很穷,买个豆腐的钱也拿不出,王春文总是自掏腰包给垫上。当时他就有个想法,如果赚钱了,一定要拿点出来做好事。
他帮助最多的是老人,总觉得他们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模样让人不忍拒绝。他当时就想着,以后发财了一定盖一个大房子,让那些老人住,每天热饭热菜招呼着。
绝处逢生
当时,王春文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几乎吃住都在厂里。他记得最忙的一年,自己从正月十五起就住在厂里,一直到清明,没有回过一次家。
在他的带领下,食品厂的规模迅速扩大,收入也逐渐增加,食品厂成为当地有名的红旗单位。鼎盛时期,食品厂用工达到100多人,每个月营业额达1.2万余元。当时有人评价说,宁海整个工业系统不如他这一家食品厂。
食品厂成就了王春文,但他做梦都没想到,正在事业顶峰的他,会栽倒在食品厂。
当时的食品厂归属工业系统,后上面要求转归商业系统,作为厂长的王春文考虑到全厂100多员工的利益等种种因素,没有表态。
看起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背景下,变成了方向性的大问题了。
1960年年初,由5个人组成的工作组开始对王春文隔离审查,试图找到他贪赃枉法的证据。折腾半年多时间,工作组实在找不出啥问题,最后以他不服从上级决定为由,给其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开除党籍和公职。
31岁,人生的黄金时期刚刚开始,他却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这顶帽子一戴就是12年。
从红旗单位的厂长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春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上头要食品公司工人写大字报,揭发其“罪行”,但工人对他有感情,不肯写,其实也不知道写什么,结果遭到威胁:不写大字报,就是反党分子的同伙。
直到今天,王春文都还心存感激。因为人缘好,遭批斗的时候,很少有人真的对他下手,不像有的人,被打得惨不忍睹。
接下来,他被下放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改造。没耕过地种过田的他只得从头学起,播种插秧啥都要干,常常累得腰也直不起来。
村民知道他豆腐做得好,劝他置办设备,为村民加工豆制品,每斤收取0.1元的加工费。村民向他保证,一定替他保守秘密。王春文凭自己的技术赚了“外快”,大大地改善了全家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秘密最终还是泄露出去了。“劳动改造居然还在赚钱!”这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豆腐的设备被没收充公。
群众出面求情,王春文免了皮肉之苦。后人民公社应群众要求重开豆腐作坊,王春文成为独一无二的人选。
从此,王春文有了两份差事,白天干农活,晚上磨豆腐,每天都要熬到深夜。
终于有一天,他支撑不住了,倒在豆腐作坊,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
枯燥单调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春文坚信,总有一天他的冤情会水落石出。
1972年3月,他终于等来了人生的转折———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公职。那一天,他把平反所得的数千元工资补贴全部交了党费。在当时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的年代,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平反后的王春文先后分配到工业局和乡镇企业局,分管物资的采购和销售,在当时,这可是非常吃香的部门,但王春文并不满足,他觉得,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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