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桥3.0版即将面世 因历史原因曾三次改建未成

历史旧影中的新江桥

仇柏年

仇柏年，省业余文保员。因考辨宁波旧影对本地历史发生兴趣，尤其关注江北岸外滩的演变，对浙海关、英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邮政局、通商银行、英商洋行、朱宅等近代建筑的建造时间、变迁、用途等问题有一些新的发现。发表过《新江桥建造时间、地点及建造人考》、《老照片告诉我们》、《几张被误读的旧影》等文章。已完成《外滩烟云》书稿及《巡捕出现时间及巡捕房地址考》、《英商洋行“身世”初探》文稿。

一百五十多年前，在江厦街与江北岸之间往来，只能依靠摆渡过江。渡是座古渡，名叫桃花渡。“桃花渡口夜潮生，歌馆曾闻度曲声。满目蒿莱人不见，隔江惟有野狐鸣。”［１］“载得扁舟江上行，雨余日嫩半阴晴。片帆直下桃花渡，春色三分昨夜生。”［２］那个时候，永丰门外还不曾有渡，和义门外的渡口设置不久，而东渡门外的桃花渡，宋元明清的骚人墨客，已为它留下了不少诗作。

诞生 桥板之间能看到汹涌的江水

当历史翻到１８６３年这一页，一座由十八艘木船联结而成的浮桥，出现在桃花渡上游不远处的关帝道头，次年冬季又移位到桃花渡。自此，即使是“两岸桃花春水涨”，也“不愁渡口满江风”了［３］。虽说是浮桥，桥板之间空隙中能看到汹涌的江水，遇到风浪，桥还会上下起伏、左右摇摆，胆小的人走到桥上，难免战战兢兢，但相比那摆渡小船，毕竟是方便安全多了。

宁波建浮桥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唐长庆三年（８２３），就建成了连舟十六艘的东津浮桥，因竣工时恰逢天现彩虹，故名灵见桥，后称灵桥。灵桥是当时宁波三江之上唯一的桥梁，普通百姓也就称它为江桥、浮桥。新江桥的出现，灵桥自然就被称作老江桥、老浮桥了。

新江桥比老江桥年轻１０４０岁，它在此时问世，有其必然性，也带了点偶然性。说必然，是因为新江桥的南岸，是号称“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的江厦。这风水宝地，岸上市肆栉比，江边樯桅林立，各方商贾云集，市面早已十分繁华。再加上此地位于东渡门外，人流密集，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而新江桥的北岸，是开埠已有十八年的外滩。此时江北岸发展的重心，已由槐树路桃渡路的姚江沿岸，开始向甬江沿岸的外滩转移。外滩日趋繁华，两岸的交通，依靠小舢板摆渡已不敷于事，建桥是必须的事。说偶然，是因为新江桥开建前一年，太平军攻占了宁波，官绅富豪纷纷躲入后来被称之为外人居留地的江北岸，很多老百姓为避战火也逃到这相对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在江北岸留了下来，使南北两岸交通更加繁忙。有人看到“商机”，就筹划建桥。也许是这太平军的战火，“催生”了新江桥。

关于新江桥的建成时间、建造地点和建造人，《宁波市志》、《鄞县通志》、《雁湖志略》以及《光绪鄞县志》稿本和刻本，各有不同说法，归纳一下，建成时间上有同治元年、二年、三年及同治年间之说；建桥地点有江北岸关帝殿道头、盐仓门关帝殿道头之说；建造人有西人、英商、费纶志李世濂等之说，或避而不说，或以管理人代之。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的看法是：新江桥始建于１８６２年，建成于１８６３年，迁建于１８６４年；始建时桥位应在今新江桥西侧一二百米处；由费纶志李世濂等宁波人与洋人合股兴建［４］。

新江桥建成后由洋人把守，要付四枚铜钱才能过桥，肩贩者倍之，乘舆者更倍之。出资建桥、过桥收费，在西方社会或许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当时宁波，却难以被接受，因为自古以来，宁波人一直将修桥、铺路、造凉亭作为善事义举来做，最典型的如后来陈磬裁造十桥十亭，都是义桥义亭。过桥要交钱在宁波是破天荒的事，老百姓心目中，这无异于山大王收“卖路钱”。这种与传统道德相悖的做法，自然为当时社会舆论唾弃，这或许正是志书在建造人上闪烁其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