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放映露天电影的盛况(资料图片)。
讲述人
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影管部经理 全行
装胶片、换拷贝、倒带……在胶片时代，电影放映员的这一系列手法操作，有一个动听的说法——指尖上的光影。随着电影技术的革新，电影迎来的数字化时代，让指尖上的光影变成了指尖上的一个动作。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老电影人全行、唐士军见证了电影事业从盛到衰，再重新繁盛的过程。同时，电影放映员出身的他们，也亲历了电影技术的翻天巨变：电影放映从胶片时代的手动放映、半自动化放映，跨越到了数字时代的全自动放映。在调整和适应时代发展的大潮中，电影放映员这一职业也被重新定义。
A
初来乍到
爱捣鼓半导体的小伙成了放映员
“人们常说，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我这一辈子做的就是一件事：电影放映。”说这句话的人是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的影管部经理全行。从毛头小伙到即将花甲，全行在光影流动中度过了整整43年。再过一年，他将离开自己热爱的电影行业，迎来退休生活。
“我是17岁进的单位，当时我们单位的名称叫宁波市影剧院管理处，下辖人民电影院、民光电影院、曙光电影院、兰江剧院、天然舞台以及城隍庙附近的民乐剧场等。”1976年冬天，全行被分配到位于江厦街的人民电影院(宁波影都的前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放映员可是个让人艳羡的岗位：工资比普通工人高，还容易找结婚对象。在亲戚朋友眼里，全行算是捧上了“铁饭碗”。
全行是典型的技术宅型理工男。“上中学时，我的物理和数学成绩很好，平时在家就爱捣鼓半导体之类的东西，高一时就能组装黑白电视机。我组装好后，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看电视的邻居。”对他来说，狭小的影院放映室可比拆半导体、组电视机有意思多了。没多久，他就弄清了胶片放映机的工作原理，处理起放映机故障来，也是干脆利落。
在胶片时代，电影放映员的工作是提前把胶片拷贝挂到放映机上，有时候需要两台放映机换着放，一台放完后，另一台接着放，间隔的时间需要提前计算好。“刚开始是10分钟换一次胶片，后来改到20分钟换一次。所以放映员很忙，没时间看电影。”在全行初入行的记忆里，换拷贝也是个体力活，“笨重的拷贝要举起来往机器里放，我个子不高，刚开始总是对不准，得在脚底下垫块木板。”
B
光影记忆
凌晨4点就开始放电影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新阶段。被封存的老电影重新上映，译制片再上银幕，电影院成了最火爆的文化场所，男女老少都想往那里挤。在当时，碰到乡下亲戚来宁波串门，如果能请他们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那可是非常体面的招待了。
可是，买一张电影票哪有那么容易。回忆起人民电影院的火爆程度，全行历历在目，“人民电影院能容纳1200多人，基本上影院的前三排都是满的。”电影票一票难求，“像《少林寺》，三天内的票一般人想都不用想。”买不到票，人人都广撒关系网，“你托我，我托你，托来托去，我那几十张员工票根本不顶用。”全行记得当时一场普通电影的票价为1角2分，“不算太贵，但架不住票子难抢啊。很多农村群众买不到票，只好起个大早，专门乘船来宁波排队买票。”
遇到当年的“爆款”电影，全行一天起码要放7场。“记得放越剧电影《红楼梦》《碧玉簪》时，我一直放到凌晨2点，留在单位眯上两个小时，起床直接放映早早场。”凌晨4点，天还没亮，观众已经等在了电影院。“他们还是很精神，跟着电影一起哭一起笑。”许多观众看了还想看，“特别是《红楼梦》，有人最多看了9遍。”全行还记得一个小细节，“《红楼梦》很催泪啊。记得每次散场后，地上会留下很多手帕。我同事看扔掉可惜，于是洗一洗拿来擦设备。”
放映工作一忙，偶尔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小插曲。“比如错放、漏放，还有画面出现故障。”“跑片未到，稍候片刻”的待机状态，更是每天都会上演。“看到一半，跑片没到，上千名观众只能坐着干等。”全行说，当时拷贝成本太高，所以热门影片上映时，几家影院共用一个拷贝，“跑片员基本都在路上狂奔。”拷贝一到，电影放映员就要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把电影放出来，“我们管这叫‘抢’片，我一般十几秒就能搞定，算是速度快的。”
C
苦练内功
2年为单位创收12万元
可能是理工男的个性使然，在闲暇之余，全行喜欢研究新型电子产品，留意一些电影放映方面的新技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电子产品开始进入国内市场。1985年，在一次外单位放映员培训中，全行偶然看到同行手上拿着刚刚买来的日本卡式录音机。“当时觉得很稀奇。录音机虽然小，但放出来的声音却是立体声。”他灵机一动：电影放映前能不能先播立体声音乐？这一试，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这在当时，算是电影院的技术创新。单位向市物价局申请提价，市物价局批复后，我们把票价增加了4分。”按照相关规定，这部分收入全归影院所有。全行记得，两年下来，光是每张电影票上增加的这4分钱，就让人民电影院创收了12万元。1986年，全行被提拔为人民电影院副经理。1990年，他从人民电影院调到宁波市电影放映公司(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录像机“呼啸而至”，曾经人气爆棚的电影院转而陷入经营困境。直到21世纪初，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电影市场才一改颓势，驶入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D
技术革新
老行当迎来新变化
2008年是值得电影人终生铭记的一年。这一年，电影产业迎来了一场大变革——电影数字化改造。“胶片拷贝逐渐退出市场，数码放映技术革新、TMS系统(影院管理系统)和激光光源的普及，让电影放映成了一个手指滑动的动作。”全行告诉记者，改造后压力最大的是传统的胶片电影放映员。“数字化放映设备都是全进口的。老放映员适应不了，最后转岗的转岗，转行的转行。”
先进的影院操作系统大幅度削减了放映员的人力成本。“以前两个人才能干的活，现在不仅一个人能搞定，还能身兼多职。”在全行看来，现代放映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网络管理员，“他们的工作是检查影厅设备，核对排片情况、监控放映状况。”原本笨重的胶片拷贝，已经替换成了一个个数码文件。“从去年开始，我们直接从卫星接收传输，自动下载新片。”
眼下，“智能影院”“未来影院”“无人值守“等多个泛智能的概念也正在酝酿中。未来，电影技术还会怎么革新？全行乐观地说：“一切皆有可能。在数字、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更要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讲述人
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经理 唐士军
A
被电影影响了一生的放映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娱乐生活极其匮乏的偏僻农村，没有什么能比看一场露天电影更令人兴奋的了。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经理唐士军，当年就是一个“送电影”下乡的明星级放映员。
“一部电影的精神力量，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1961年出生的唐士军，就是被电影影响了一生的人。从1981年参加电影放映工作至今，他在宁波的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上耕耘了37年之久。“我是奉化人，露天电影是我小时候看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为了看上一场电影，翻墙头、人挤人的事情可没少干。”说起当年看过的电影《小兵张嘎》《黄继光》《董存瑞》，他的嘴角不由露出笑意，“光是听到‘为了胜利，冲啊’这句台词，就足够让我热血沸腾了。”
出于对电影的痴迷，1978年，他在填报志愿时不假思索地填上了浙江省电影学校。这年秋天，唐士军以奉化县中专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被浙江省电影学校录取。
B
激情燃烧的农村放映岁月
完成三年的电影放映技术专业学习后， 20岁的唐士军被分配到当时的奉化县电影公司。
一开始，他在奉化莼湖地区走村串乡，专门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按理说，在农村放映电影是个苦差事，交通不便不说，还要带着笨重的设备，不停地换地方。可唐士军从不这么看，“乡亲们可尊重电影放映员了，我们到了村里他们就像接待明星一样。设备有人帮着挑，幕布也有人帮着拉，而且一天三餐，天天拉着我们上他们家吃饭。”这种扑面而来的人情味，让他怀念至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是农民难得接触到的现代文艺。唐士军回忆说，“只要把幕布往晒谷场、学校操场一拉，四面八方的村民就都赶过来了。现场人山人海，一眼都望不到边。”有的村民为了看电影能走上十几里的路，“那时候电影实在太稀缺，有的乡亲看了还想看，还会跟着转场看好几遍。”放映队当年用的是16米流动式电影放映机，每隔20分钟要换一次拷贝。不过，让唐士军啧啧称奇的是：“换拷贝的时候，全场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放在过去，农村电影放映员可是肩负政治任务的小型宣传队。作为最先进的宣传工具，农村电影放映员需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电影放映前做些宣教工作。唐士军说：“农村电影放映员的脑袋都挺灵光，有些动脑筋把党政方针编进快板，有些直接把宣教内容制作成幻灯片。”他记得，有放映员后来辞职下海，成了富甲一方的大企业家。
C
有人赶30里路只为一张电影票
1982年2月，动作电影《少林寺》的出现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惊了影坛。城里的居民纷纷前往电影院排队买票；后来消息传到乡下，乡亲们也奔走相告。此时，唐士军已调到了奉化溪口公社大礼堂。《少林寺》一火，他忙得脚不离地，“一天放到晚，饭都顾不上吃。”光是《少林寺》这一部电影，他一个人就放映了90多场。
在唐士军的印象中，《少林寺》《神秘的大佛》都是当年的爆款电影。“刘晓庆饰演的《神秘的大佛》也很火，我放了59场，记得几十里外的老百姓都抢着过来看。”他记得，有几个来自奉化汪家村的农民兄弟，赶了30里路来到城里，买不到票又不甘心回去，索性在城里连续住了两个晚上。唐士军动了恻隐之心，把自己的员工票匀给了他们，让他们终于在第三个晚上看上了电影。“本来这几张票是留给亲戚的，我劝他们放弃，把票让给农民兄弟。”他说。
D
转型影院经营和发行
虽说只是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但唐士军的人气和社会地位在当时高到难以想象。他笑着举例说：“奉化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我都认识；下班后，总有姑娘想和我搭讪；走进饭馆吃饭，老板不收饭钱。”
1991年，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唐士军调到了奉化县电影院，成了影院经理。其间，他的经营和管理才能开始显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的热度再也比不上80年代。作为影院经理，他挖空心思，运用各种营销手段吸引客源。“第一招是自制广告牌。1993年《唐伯虎点秋香》上映前，我找来一辆面包车，叫单位的美工画了三幅宣传广告挂在车上，车顶上还放个高音喇叭，在影院前吆喝。”这样的电影宣传方式，普通老百姓可是闻所未闻。“应该是浙江省内的首创了，事实证明确实起了宣传效果，后来《唐伯虎点秋香》卖了8万多元票房。”1994年，他还把美国世界杯的直播搬上电影院的大银幕。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全国首创。“说白了，营销就是要结合市场动脑筋。我在半夜直播的世界杯之前，先放上5部电影，再在中间穿插上有奖竞猜活动。当时火爆得不得了，一场就能卖2万多元，就连影院门口的小吃店也跟着火了一把。”
随后，唐士军先后担任了奉化电影公司副经理、奉化电影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2003年，他被调到宁波电影有限责任公司，任宁波联和影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主管电影的发行业务。
E
一头扎进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2006年7月10日，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由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成立，唐士军成了公司经理。他一头扎进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就是由国家财政补贴，让农民免费看电影。”作为全国16个“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试点城市之一，宁波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唐士军说，这几年，在农村放映的商业电影，很多都是从城市院线下片2个月以内的电影。“2009年开始，宁波市出台了商业影片节目场次补贴政策，即流动放映队向国家广电总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订购成本更高的商业影片，能拿到资金补贴。这一政策，让更多的商业大片走进了农村。”
他透露，今年他们将承担全市2.8万场年度放映任务的供片发行，其中农村电影2.2万场，公益电影放映基地6000场。他说：“这都是农民兄弟能实实在在享受到的福利。”
宁波晚报记者 庞锦燕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指尖上的光影
编辑： 陈晓怡纠错：17196465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