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位“汉骂”的武汉阿姨火了。
在流传的视频中，她没怎么动粗口，而是用了“沆瀣一气、一丘之貉、拾人牙慧”等一堆成语来吐槽社区工作不到位、超市推不合理的团购套餐等问题。
很巧，昨天（23日）下午，在武汉的岛叔就去了被骂的一家中百超市探访。果然，岛叔看到有个套餐袋内，放了两桶方便面，一盒速冻汤圆，还搭了两包盐。这是干嘛，泡面和汤圆为啥要用这么多盐？
全城社区封闭之下，武汉居民的生活物资保障究竟怎么样了？
网传武汉阿姨“汉骂”视频截图
一
2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通告》，要求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从这天开始，武汉市和其他各个城市居民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就成了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情况看来，物资保障并不容易。
市民买菜这个问题，看似事不太大，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居民生活保障说到底是政府的职责。
这其中，“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是实行已久的保障机制。此前各地通过实施“菜篮子” 工程，建立了物资供应、储备、配送等全链条闭环体系。
问题在于，平常越是有效的体系，在疫情防控期间就越可能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将其转换成“战时”状态的成本也是巨大。
比如说尽管各个城市都说生活物资储备充足，但从物资的丰富性、新鲜度来看，要说和平时一样，怕不现实。
从生产和供应环节看，各大城市为了保障城市供应，都在市郊或别的地方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平时给农业生产企业一定的补贴，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这种物资储备的数量怕是有限的。至少，武汉市或湖北省的任何一个城市，不太可能有足够多的物资储备来应对如此之大的疫情防控需要。
这些年来，因为物流发达，全国的生活物资供应市场其实一体化了。在武汉也是，绝大多数生活物资都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型超市，生鲜蔬菜几乎都是来自武汉之外的省份。
然而，这次疫情防控有一个非常突出特征就是，各地都在通过交通管制来实现“外防输出（入）、内防扩散”的防控目标。虽说物流系统总体畅通，但效率确实大打折扣。
出城、进城都要检测，这就增加了大量的时间成本。更麻烦的是，很多地方为了防控，所有去过湖北疫区的司机，回到原地都得隔离14天，导致那些小物流公司根本就没办法运行，因为几乎没有司机愿意跑湖北。
更大的麻烦是，每个城市的物资供应其实都有“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市的日常运转中，根本就没有纳入到政府视野。因为，这纯粹属于市场调节的问题。
哪个地方有了新小区，自然就有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型超市入驻。哪怕是刚开盘的小区，有眼光的个体户也会开一些微型的生鲜超市来满足居民的需要。
而客观上，超市的布点，比方说，1公里、3公里等生活圈的概念，肯定是综合了人口、交通、区位等因素而考虑的。而封闭式管理措施，相当于打破了日常的生活圈概念，超市的服务能力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句话，菜篮子问题，在平时是政府职能，在“战时”更是政府天职。平时，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就行了，具体由市场调节。战时，市场失灵，政府就得发挥作用。
武汉某社区配送套餐
二
平心而论，武汉等城市在保障物资供应方面是花了很大精力的，现在也基本上达到了目标。但在破解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却始终难有根本改善。
一是效率问题。生鲜蔬菜保鲜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左右；去掉路上的两三天时间，留给接收方的只有三四天时间。如果要保质保量，当然不能停留，最好是菜一到，立马就分出去。这其实要求有非常高的配送效率。
二是公平问题。一方面，捐赠物资如果没给一线，捐助方往往有意见，搞不好就是舆论事件；另一方面，即便捐助方同意给普通群众，但到底给谁，也面临问题。如果不是给一线，给哪个小区似乎都不合适。
“最后一公里”问题，政府做不好，不好做，原因何在？
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物资供应的单一性和市民需求的多元性之间，存在巨大矛盾。
大型商超的服务一直是以零售作为主要经营模式的，群众逛超市，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由此实现了供需匹配。但是，自从小区封闭式管理，超市停止了零售服务后，这种匹配方式就不存在了，改而进行团购。
问题就来了：一方面，市民需求如何统一？简单说来，小区居民间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且还要有组织合作能力，否则就没法“团”起来；另一方面，超市的服务能力有限，表现出来就是只有交通比较便利的、团购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才能配送。
现如今，最大的麻烦其实不是别的，是群众本来就是分散的。在一些商品楼小区，因为有业主委员会，也有物业公司，居民之间的自助能力是比较强的，团购数量自然就比较大，大型商超也愿意配送。在这些小区，社区主要就是起协调作用。
但现实是，根据调查，武汉市还有1/3的老旧小区没有业委会，也没有物业，都是政府托底。这些小区的居住人口也是老年人居多，其中不少还是独居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根本就没有自助能力。
在实行封闭式管理以后，这些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大型商超不可能配送。自然，他们的物资保障只能依靠社区居委会来解决。岛叔采访过几个街道社区干部，他们都反映，当前最艰难的工作就是保障居民生活。
每天，社区干部先统计各家的需求，然后排队去大型商超买回来，然后再一家一家分发。这种工作看似不起眼，但工作量巨大。从物资配送的角度看，社区干部其实不怕数量大，但就怕诉求太多。
比如，老旧小区的居民有不少低收入群体，都希望买到比较便宜的生活物资，但从超市买，根本就没有便宜货。有些居民，如果有买烟的需求，那也得帮忙买回来。有些老年居民，既不用手机，也没有银行卡，连现金都没有，社区也只能先垫着。
所以，社区工作者忙得团团转，差不多就是市民的“保姆”了，这是疫情中社区的真实写照。
武汉市某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配送物资
三
但站在市民的立场，感受其实是分裂的。
对于一些居民而言，因为住在高档小区，有品牌物业服务，可以对接大型商超。“买菜难”对他们其实一直不是问题。甚至，价格也不见得贵，大体上跟往年春节期间的价格持平。
但对于老旧小区的居民而言，“买菜难”是真问题。没有物业，或者说物业没能力服务，只能依靠有限的几个社区工作者，服务自然不可能好。
只不过，有一个感受也许是共同的，就是都对社区不满。高档小区的业主们，可以站在高处教训社区工作者，什么事都是业主自己干，你们到底在忙什么呢？老旧小区的居民，则也会抱怨，为人民服务，怎么不尽心尽力，总是不合自己的意？
说到底，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单靠政府和市场，恐怕都不行，还得靠社会。
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的一大问题是应急社会建设存在极大的短板。几乎所有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都存在“政府在做，群众在看”的景象。是这届群众不行吗？肯定不是。
关键在于，疫情防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环节做的还不够。我们的社区工作，长期忙于事务，平常和一个个具体的人没多少联系，关键时刻难以发挥作用。
目前，社区干部的一大部分工作还是在忙于各种表格、应付上级检查、解决媒体反映的问题，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好好组织和动员群众。
各级防疫指挥部也没有统一的志愿者招募和指挥平台，有些群众想发挥作用，往往也不得其门而入。
这就难怪，大家都有时间在网上骂战，评论政府和社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却没有机会去积极参与。甚至，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在同一个群里面，还相互骂。
大战当前，本应和衷共济，如果只顾指着鼻子互相掐，那真是太遗憾了。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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