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弹城”。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杲 摄

邓稼先旧居卧室里的陈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莉莎 摄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个是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另一个是导弹。“一星”就是人造卫星。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两弹一星”精神被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24个字。

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下，绿树掩映着一片红色砖瓦建筑群，这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它还有一个被公众熟知的名字——“两弹城”。

8月13日的梓潼，炎热天气下，游客仍然络绎不绝。眼前热闹的景象，很难让人想象，曾有上千名科研工作者在这里隐姓埋名。

“我国总共进行45次核试验，有22次在这里指挥完成。”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文，对这里产生的每一个纪录如数家珍。于更多人而言，了解这里，则是通过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邓稼先、于敏、王淦昌、朱光亚、陈能宽……

“两弹城”讲解员郭小莎已记不得接待了多少参观者，但她对一位科学家的话印象深刻，“他说，‘这里是中国人真正挺起脊梁的地方！’”

一段历史

承上启下的“梓潼时期”

“以1969年和1992年为时间节点，往前是中物院的‘青海时期’，往后则来到了‘绵阳时期’。‘梓潼时期’经历了23年。”听着刘文的讲述，我们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改变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布局，进行了一次建设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这就是著名的“三线建设”。

由苏联指导选址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部——青海海晏221基地急需搬迁。

要搬去哪里？谁也不知道。中物院原政治部主任林银亮回忆，1964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明确了选址原则：基于战略考虑，主要在四川、贵州两地选择，而落实到具体执行，则需要满足“靠山、分散、隐蔽”要求。经过几番讨论，最终于1964年，确定以梓潼为中心建设九院。

正是这一决定，让梓潼——这一川北古城走上了历史舞台。

1969年，二机部九院院部机关与部分研究所迁往梓潼，使梓潼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发新基地总部，同时，也成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第二阶段的科研基地和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指挥和决策中心，中国核武器发展正式迎来“梓潼时期”。

在“两弹城”景区的两弹历程馆内，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梓潼时期”的成就，展品包括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首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等。

“上承青海221基地（原子城），下启绵阳839基地（科学城），‘梓潼时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刘文看来，这一时期中国核武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林银亮告诉记者，梓潼基地的建设，就是要弥补青海221基地的缺憾，把科研发展的短板项目补上，采用较为先进、完善、可行的工艺设计，建成较为完善配套的科研、设计、实验的生产体系建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梓潼基地保障了核武器生产的安全和进一步发展，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梓潼时期”，九院还完成了自我升级：1985年，二机部九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1992年，中物院迁去绵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种精神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如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两弹城”景区已被公众熟知。但几十年前，有2万多名科研工作者曾经在902地区隐姓埋名。

梓潼时期的23年间，王淦昌、邓稼先、于敏、朱光亚、陈能宽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16位院士、2万余名科研工作者在“两弹一星”事业的艰辛历程中留下无数英雄事迹。

如今，不少亲历者仍在“两弹城”为人们讲述当年的故事。

85岁的中物院研究员郭景文时常回忆初来四川时的情景。1969年12月，他随主力军从青海金银滩大草原转战梓潼，“坐上闷罐车，里头铺的草，上头只有一扇窗。一路向南，过了宝鸡，终于看到了绿水青山。”

到四川后，配套设施还没到位，20户人家同住油毛毡搭的帐篷，上厕所还得拿着手电筒到半山腰。

1965年入川的中物院原副院长尚林盛回忆，初来时，绵阳到安县（现为绵阳市安州区）的路都没修通。他们在绵阳宾馆住了十几天，等着抢修道路，“可这路修在悬崖边上，坐在卡车上，屁股好像都是悬空的，眼睛不敢睁开。”

出于战备需求，那时二所的选址点，山是最高的，沟是最深的。只能根据地形布置厂房，且要隐蔽，远看像村庄，近看像民房。他们每天走五六公里路去搞设计。那时候物资匮乏。尚林盛回忆，自己到梓潼出差，买两根油条回来给孩子，都属于奢侈品。“到重庆出差带回苹果，那是孩子第一次吃到苹果。”他说，由于工作繁忙，孩子自小早当家，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做饭。

当时基地布局高度分散，梓潼院部到研究所最长距离为140多公里，研究所与研究所之间最远的达210余公里，个别研究所，工号布点也长达10多公里，像“羊拉屎”一样散开。

“点多面广战线长”，902基地地处深山沟，环境闭塞，交通不便，职工生活设施简陋，标准低，不配套，带来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

纵使条件艰苦，尚林盛心中仍有一种信念：“我们这些大学生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都是农村人，读书的时候都有国家给的助学金。国家和单位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应该为国家尽责任和义务。”

郭景文说，核武器研制工程是一个大工程，不是一两个单位和个别杰出科学家完成的。需要大力协同，互相协助，走群众路线。

他仍记得，那时候院里常常“开小会”，十几个与会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有发言的机会。“领导听，你来说。”

这样的群众路线，对氢弹研制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加强型原子弹的技术路线陷入瓶颈。一场讨论会上，一个年轻小伙子发言：“我个人认为，用炸药的能量使聚变材料发生聚变的可能性不大。能不能考虑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来压缩材料，引发聚变？”

年轻人的灵感和老科学家的智慧碰撞到一起，最终在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30万吨的TNT炸药，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6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一种传承

从“九院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

一个个名字，紧锁在绝密的档案；一张张面容，尘封在历史的烟云。

站在这个由167栋苏式建筑组成的景区里，时间已洗净了历史的痕迹：精英门前的“国营曙光机械公司”早已不在，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也接连离开。“两弹一星”精神却始终熠熠生辉。

铭记，是因为难以忘怀。不管是哪个时期，总有一种精神连接，而这种精神就是“两弹一星”精神。

上世纪60年代初，九院人青海草原会战，攻克了原子弹，紧接着又突破了氢弹。上世纪80年代，院党委总结了“九院精神”，内涵五个方面：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大力协同，集体攻关；科学求实，开拓创新；不为名义，献身事业。当时也称“五种精神”。1999年4月，“五种精神”改称“两弹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是两弹事业的精神旗帜，是两弹人为国奉献、忘我奋斗的强大动力。”林银亮说，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两弹人为研制“大国重器”无怨无悔，可以舍弃个人的一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大力协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两弹人勇于登攀的最大底气。“正是靠的这种精神，我们才能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创造史谱写新的光彩夺目的篇章。”

默默无闻，只做不说，这是中物院一代代人坚守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流传至今，在这里工作，意味着手机得锁进办公楼大门的小柜子里，不能随意参加公开的学术会议，对外展示自己科研成果。”中物院某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年轻一代需要面对的另类艰苦。

传承，是因为时代需要。一位青年科研人员说，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代代科学家前赴后继，用青春和奋斗突破了核威胁、核垄断，这里既凝聚了过往的奋斗，也昭示着通往未来的希望。

党中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而今，正是我们在新时代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关键时期。（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杲 徐莉莎）

编辑：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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