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东方大港、文化名城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立于中国海洋文明与儒家文明的交汇处和至高点。
宁波河姆渡遗址(吴维春/摄)
宁波，是中国东海海岸线上明媚晨光最先抵达的地方之一。
这里山海相倚，岸线曲折，海湾纵深，景色奇丽。这里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商业巨子代出，浙东学术、藏书文化、东南佛教、商帮文化在此兴盛，气象万千。
这座东方大港、文化名城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立于中国海洋文明与儒家文明的交汇处和至高点。两者的交融与汇聚，正是宁波的文明根脉所在。
井头山：海洋文明曙光
1973年，宁波余姚河姆渡镇的村民们计划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时，发现了一个惊动世界的秘密。
在这里，人们找到了大量7000年前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河姆渡出土的饮食用具有釜、罐、钵、盆、盘、碗等。釜、甑等炊具的出现，说明人类已从生食到熟食，从渔猎到定居，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新的历史阶段，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标志。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打破了中国史前文明黄河中心说的历史局限，把长江文明纳入到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位置，进一步确立了中华文化多源起源的共识。
40年后的2013年，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处的宁波余姚市三七市镇，又勘探出了一块轰动性的巨大新遗址群。它以附近四明山余脉中的井头山得名，被称为“井头山遗址”。
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
专家在研究后认为，现在的遗址区是海拔仅2米的宁波沿海平原的一角，8000年前这里是一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头的坡地，面朝古海湾，井头山人居住的村边每天见证着东海的潮涨潮落。只是后来经历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沉积，山头被厚厚的淤泥掩盖了。
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创造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源。
这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也将宁波海洋文明的起点往前再推了1000年。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每一枚贝壳、每一块陶片都展示着中国和宁波地区的先民，如何在8000年前就迈出了拥抱海洋和探索海洋的坚定脚步。
明州港：见证中国大航海时代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衣冠南渡，规模空前的移民涌向浙东；最著名的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大家族。因为他们的迁入，浙东一时成为文化高地。
那个纵情山水、玄学兴盛的时代，以王羲之、谢安为首的东晋十八名士以及与他们交游的支道林、竺道潜等十八高僧，长期在浙东占山结庐。他们在一座美丽的山中，发现了“中通日月之光”的神仙洞窟“四窗岩”，于是将这座山重新命名为“四明山”，“明州”也由此成为了宁波的初名。
隋唐大一统后，魏晋名士云集的浙东成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的重地。文人雅士沿着浙东运河而来，东达东海舟山，南溯曹娥江、剡溪至天台、临海，或从新昌沿剡溪至奉化溪口、宁波，游览东南山水，追寻魏晋遗风，形成灿烂的“浙东唐诗之路”。
李白一生曾四入浙江，亲眼目睹了“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的绚丽世界。大诗人贺知章更是自号“四明狂客”。如今的宁波月湖之上，还有纪念李白与贺知章两位大诗人的贺秘监祠。
南北文化的交融，又提升了地域文化创造力。宁波上林湖越窑具有超高的瓷器制作技艺，其中青瓷又以超然高举、道法自然的雅趣最受推崇。
声名远扬的越瓷，直接助推了明州港的兴起。在唐代，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出口。
至两宋，明州民间海洋贸易进入黄金时期。尤其是南宋，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强劲的市场拓展力，明州港成为商品经济从内陆向海洋、从区域市场向近海市场扩张的桥头堡，见证了属于当时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陆游曾如此描绘明州港贸易盛景：“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从明州港输出的，不仅是茶叶、瓷器和丝织品，还有大量的佛画、书籍等。宁波天童寺成为日本禅宗祖庭，连造船木工、造像雕工等工匠也远渡重洋，到海外传播文化。说当时的宁波是东亚文化之重镇，绝不为过。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宁波还是东海海神的主要创造地。妈祖信仰因宁波而逐渐走向全国，弥勒、观音等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商、渔民群体走向世界。
宁波出大儒
北宋年间的“兴学运动”，使宁波地方官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孕育出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
北宋庆历年间，楼郁、杜醇、杨适、王致、王说五位学者并称为“庆历五先生”，开启了宁波新儒学的建设，培养出一个初具规模的平民子弟学生群。
两宋期间，宁波文脉不断兴盛。仅鄞县就有730名进士。其中最为辉煌的是史氏家族——自宋徽宗以后的160年间，这个家族数十人高中进士，三人官至宰相，六人官至六部尚书，超过200人在朝廷内外担任官职，宁波人赞之为“满朝文武，半出史门”。
东晋迁入的王、谢两大家族，在明代复又走向辉煌。家族后人谢迁、王华在成化年间先后中状元，王华更有一位名冠天下的儿子——大儒王阳明。
王阳明一生历经艰险，官场起伏，但做“天下第一等事”的初心不改。每至一地，广泛求学于儒、佛、道名家之间。在谪居贵州龙场为驿臣的人生最困苦之时，于龙岗山山洞之中，悟出“心即理”，即著名的“龙场悟道”。其后，他又提出“知行合一”等命题，激励人们走出书斋，在实际生活中去改良世界，创造世界。
“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曾国藩、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传入日本后，直接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被梁启超形容为“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当代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也是“王学”的公开推崇者。
明末清初，宁波又出了一位民主启蒙思想家——大儒黄宗羲。
黄宗羲的父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下狱而死。冤案平反后，黄宗羲上书请诛魏党余孽，在刑部会审时以袖中锥刺仇人，以“姚江黄孝子”之名传遍天下。清兵攻下南京后，他和弟弟黄宗炎一起，变卖家产，招募数百义兵，组织“世忠营”奉鲁王抗清，出生入死在所不惜。
清政府平定江南之后，他长期隐居于余姚老家父亲墓前的“龙虎草堂”，屡拒清廷征召，以讲学著述终其一生，“龙虎草堂”也成为浙东学子向往的思想圣地。在这里，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巨著，开创了浙东史学派，绵延数百年。
“商与书”粹合
宁波人好藏书，藏书风尚正是宁波人辉煌文明成就背后的知识支撑。
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范氏天一阁，距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座家族藏书楼之一。
天一阁之所以能屹立数百年，最终演变成一个传奇，得益于主人范氏家族对书籍的至诚热爱和极为严格的管理措施。
创立人范钦是宁波鄞县(今鄞州)人，明嘉靖十一年进士，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归乡后在宁波月湖西岸家宅东侧建造藏书楼，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命名为天一阁。
范钦及其范氏家族后代对于书籍保管极其理性，不仅采取了环水筑楼、芸香避蠹、石英吸潮等周密的防火防虫防潮措施，还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一系列严格的阁禁和传承制度。
天一阁一方面私密性极强，另一方面也致力于追求经世致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藏书638种，朝野震动，成为藏书家心目中的文化楷模。天一阁也曾有选择地向学者开放——大儒黄宗羲就曾有幸登上书楼，“悉发其藏”，并写下著名的《天一阁藏书记》。
天一阁所体现出的对文化执著追求，凸显了宁波人对文化价值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新中国建立后，宁波为祖国贡献了一大批做出开拓性研究的院士，如谈家桢、童第周等，宁波籍院士数量遥居全国前列。
良好的读书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教育，也使得宁波人善于积累财富，但并不为财富所累，致力于“行道以利世”。
近代开埠以后，一批理念开放的宁波人因为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加上临海的地域优势，迅速积累了财富，形成“宁波商帮”。此后，宁波商人辗转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新式银行、轮船航运、现代工业等新兴实业领域，创造了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件西装等100多个“中国第一”。
宁波商人成功后，首先想到的则常常是捐资办学。被称为宁波帮开山鼻祖的著名实业家、金融家严信厚曾创办新式学堂“储才学堂”，宁波籍香港商人邵逸夫曾捐出巨资在内地助学，宁波籍“世界船王”包玉刚则在改革开放后回乡捐资创办宁波大学。
商与书的粹合，孕育出了宁波城市独特而高贵的文明气象。
文|黄文杰(作者为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政策理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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