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刘文辉（化名）的病房里，有个很会画画的老爷爷。

他有本漂亮的画册，画着鱼、房子和人。每次刘文辉去查房，老爷爷都拉着他，要把画册送给他，说“谢谢医生，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还有一些病人会给医生写信，虽然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说，写信是疾病的表现，但是信里的话，“真的很暖心。”

4月1日起，刘文辉所在的上海某精神卫生中心进入“封闭管理”，大部分医护都住在医院，睡沙发、打地铺，或者睡在走廊。而精神科病房里的90个病人，有不少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患有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

医护们回不了家，病人们也回不了家，艰难时期，医患间有种惺惺相惜的情谊，“像朋友一样。”

这些年，刘文辉都在做精神疾病的科普，希望破除社会偏见。还有一些更现实的问题横在病人面前：财产被侵占，被家人遗弃，刘文辉帮不少病人维过权。

前段时间，刘文辉轮休回家，费了些周折才进家门。而更波折的，是精神病人回家的最后一米。

【以下为刘文辉的自述】

疫情时期的精神病房

4月21号那天，我跟家里人说，过几天可能会轮休，回家休息几天。

居委会上门发抗原试剂的时候，家里人就跟他们说了。结果中午，我就接到居委会电话，建议我不要回去，继续待在医院。

我一听，整个人有些不舒服：我们在一线工作这么长时间，难得有个休息的机会回家照顾下孩子。市里没有任何文件要求一线人员不能回家，但是每个小区在执行的时候尺度把握不一。

我们居委会管好几个小区，其他小区里也有我的同事，他们那边的小区就没有说不能回家。有一个同事还说，居委会的人跟他说，欢迎他回家，只要提供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以及证明自己是安全的就行。

3月中旬，我们小区封控过，当时我每天拿着返岗证明，还能出来。跟我一个小区的同事，有时就出不来。

我妻子是社区医院的医生，她有同事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我也有好多同事因为小区封控，不能来医院。我们医院4月1号开始封闭管理，大部分职工都住在医院，睡办公室沙发、行军床，或者搭个简易的床、床垫铺地上，还有的睡走廊上。

因为是精神病院，抽调出去支援的比较少，只有1/5左右，其他综合医院可能会多一些。

这段时间，医院门急诊一直开着，每天都有病人入院。

2020年疫情开始，我们医院就设置了隔离病房，专门接收隔离点送过来的病人。3月中旬上海疫情严重后，医院又新设置了一个封控病房，专门接收各个封控小区的病人，进行集中管理。封控病房有一栋楼，十几个房间，能收三四十个病人。有20来个从各科室抽调的医护。

早期，病人来医院只看绿码，疫情严重之后开始查核酸，没有核酸的话就测抗原，在医院做核酸，再办住院。现在不管有没有核酸报告，医院都会收治。

核酸只能代表一个即刻的状态，病人万一处在潜伏期或者怎么样，这个风险很难把握。2月底的时候，我们医院就有门诊病人第二天确诊阳性，医院成了密接，按照要求闭环管理两天。

建了封控病房后，新入院的病人集中收到封控病房。经过14天的观察，核酸一直阴性的，转到普通病房，阳性的，转到隔离病房。

我身边有一些医护，感染后经过治疗，好了以后回岗位继续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医院急诊的病人比平时少一些，因为精神疾病的话，没有直接危及到生命，很多能缓就缓了。

家里想方设法送到医院的，都是病情特别严重的：有些是威胁到自己，比如一些抑郁症病人想自杀，抢救过很多次；还有的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好好吃饭、睡觉的；有些是威胁到他人，情绪不稳定，肇事肇祸，危害公共安全……形形色色的都有。其中，一半以上是抑郁症发作住院的。

“这种朝夕相处，

让我们像朋友一样”

我所在的病房有90个病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居多，也有老年痴呆，抑郁症等。

他们平均年龄6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不到20岁，大部分都是长期住院，因为病情、家庭、经济或者其他原因，出不了院，只能一直待在这里。最久的住了四五十年。

以前，病人们可以在活动室打牌、下棋、看电视，自由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康复治疗和心理治疗活动。

现在由于疫情原因，4月中旬开始，病房实行“气泡”式管理，减少人员聚集。病人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在病房里打打牌、聊聊天、看看书，他们也没办法了解外面的信息，都是我们查房的时候将这些信息带给他们。

家属不能探视，视频会客也没办法弄。病人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事要跟家里沟通的话，我们会帮他们去沟通。

我是我们病房的负责人，手底下4个医生，有的封控在家，有的去支援封控病房，就剩我一个人管整个病房。13个护士，3个出去支援了，剩下10个，分成三班，工作时间跟平时差不多。

我每天24小时“待机”，上午和下午都要查房，其他大部分时间就写病历，跟病人家属沟通，还有一些文书工作，处理病人的突发情况。

精神科病房里，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特别是老年病人，躯体疾病比较多，像感冒发烧、血压高、血糖高这些，或者心梗需要抢救，都是我们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联系“120”转运到综合医院治疗。

3月份的时候，病房里有一个老人突发心梗，他之前几次心梗都救过来了，这次抢救了个把小时，没救过来，后来医院帮忙协调他家属过来办理后事。

我们精神科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挨打费”——新病人刚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激烈、冲动的表现，我们肯定要上前制止、去保护，可能会受到一些皮外伤。我每年都会被一些病人弄伤。不过大部分病人经过治疗后，病情很快就缓解了。

这段时间，住院病人们的情绪大部分比较稳定，都能配合治疗。那些长期住院的老人，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比较淡漠，不怎么关心。

一些新入院的年轻病人会有些焦急，问疫情什么时候能好，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就安抚他们，等疫情控制下来，就可以安排出院，让他们看到希望。

有的担心会被感染。我会跟他讲，医院里很安全，我们会陪着你、保护你，让他们打消顾虑。到现在，我们病房还没有人员感染，所有人隔天做一次核酸。

很多人一谈到精神病人，都觉得很恐怖，其实是对他们缺少了解。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非常少，他只要经过治疗以后，病情稳定下来，就是一个正常人，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可爱。

他们的思想很单纯，没那么多复杂的想法。要求他们只能待在病房里，都戴好口罩，所有人就都像小朋友一样，不跨过门口那条线，都出奇的配合。

一些病人还会给医生写信。虽然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说，写信是疾病的表现，说明他的症状还没有完全好，但是信里那些感谢的话，真的很暖心。

有个70多岁的老爷爷，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他身体不大好，经常发烧、咳痰，抢救过好几次。老人很会画画，他有一本画册，上面画了鱼、房子还有人，很漂亮。

每次我去查房的时候，他都会说“谢谢医生，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把画册送给我。我婉言谢绝了，他就一直要送。

《神仙的地毯》，“600号画廊”展出作品。资料图，图文无关。

这种朝夕相处，让我们跟病人之间像朋友一样。

有个十七八岁的小朋友，天天跟我说，我要吃肯德基、麦当劳，我想吃麻辣烫。我只能笑笑，这个我们也解决不了。

最近，病房里有两个病人要出院。他们住了一两个月，病情已经稳定了。之前因为疫情严重，跟他们协商，暂时先不出去，现在稍微好转些了，家属也能过来接，就给他们安排。

为了减少病人家属在医院滞留的时间和接触人员的时间，我们精简了一些手续，办出院手续、配药这些，都是我们工作人员先期帮他们做了。家属只需要缴个费、签个字就可以了。

“医生，我该怎么办？”

这段时间，每天有很多老病人给我打电话或者发消息，问医院什么时候开诊，药没了怎么办。

精神科病人很多需要长期吃药，以前都是两周配一次，一旦停药，可能会出现睡眠不好、焦虑、烦躁等反应，疾病复发的风险会成倍增加，所以他们都很紧张。

我会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一些就医信息。如果是上海市内的病人，大部分医院门诊都是开着的，可以自己、家属或者找小区的志愿者，出门到就近的医院配药。现在常见的一些药物，医院都可以买到，只有少数特殊的限制类药品，要到指定医院配。我们医院的配药门诊也一直开放，很多家属不知道，以为医院也关了。

另外，最近有了快递小哥，京东或者网上药房也可以试试，配药途径更多元化了。如果是外地的病人，很多医院都有互联网问诊平台，可以在上面咨询、复诊，大部分药全国各地都能买到，不一定要在上海买。

2022年4月18日，上海长宁区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在整理配药信息。资料图。

病人到社区医院或者综合医院配精神类药品，医生只能开3天到5天的处方量。在我们精神科的话，这些属于常规药物，可以根据病人情况，一次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所以一些年纪大的病人，习惯了一次买一个月甚至更久时间的药，就不愿意去社区医院配。

还有一些老人吃的助眠药物，比如有一个叫氯硝西泮的，是精神科最常见的用药之一，很便宜。今年绝大部分医院都缺货，我们医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也进不到。很多长期使用的患者就抱怨买不到，我们也很无奈。

也有一些封在家里的病人打电话说，病情反复了，想住院。我只能电话里给他们进行简单的问诊。

我一般会建议他们先尽量调整药物，实在想住院的话，就通过防疫部门去联系医院，到医院后先看门诊，让医生评估下病情。一般能够配合看门诊的病人，大部分症状都还能够控制住。

大部分病人找我，打一两次电话，问题就解决了。也有个病人的妈妈给我打了几十次。她儿子十八九岁，得精神分裂症好几年了，之前到我这边看过门诊。这段时间在家，孩子没有好好吃药，病情恶化出现了幻觉，把爸妈都打伤了。

他爸妈在家提心吊胆的，哭着打电话问我，“医生，我该怎么办？”

之前3月初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孩子可能偷偷把药吐掉了。她说没有，肯定吃药了的。后来发现确实是把药吐掉了，然后孩子就越来越严重了。

放在平时，这种情况很好解决。他们只要把孩子带到医院，有一定的医患信任在里面，面对面的沟通会好一些。如果病情真的复发了，我也可以帮忙协调收治入院。现在因为疫情，我只能给她一些建议。

当孩子出现暴力的时候，首先要安抚，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如果很严重的话，需要采取措施强制送医，平时的话，还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现在连邻居都帮不了，只能跟居委会反映情况，再找警察求助。

“回家的最后一米”

其实不光是病人，我们医护人员在病房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心里多少也有些焦虑担忧。不过大家都学过心理咨询，能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对我来说，工作、生活上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唯一担心的是家人。我儿子9岁，由60多岁的外婆照顾着。封控前，家里储备了很多物资，我也帮忙抢过几次菜，志愿者送到家里。

妻子比我更忙。她所在的街道是上海最先出现疫情的地方，从2月底开始，她们社区医院除行政人员外，几乎全员都在外面采样。之前门诊都停掉了，后来居民有配药需求，就开放一两个站点配药。

刚开始，她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门，凌晨一两点钟回来，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之后变成了隔几天回一次，再后来没时间回了，睡办公室。这两个月，她回家的次数一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2022年4月4日上午，医护人员为志愿者进行核酸采样。资料图。

她的采样对象里每天都会发现阳性。有一次爬楼梯时她晕倒了，只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出去了。

刚开始她也担心被感染，开玩笑说万一我不行了怎么怎么的。我安慰她，没那么严重，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尽可能最后倒下。

我心疼她，但我们是医生，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压力。

有时候她也会抱怨，“坚持不下去了，太累了。”

我最心酸的是，有一次她说“儿子没人要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

儿子从小到大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过父母。人家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着上网课，他就一个人。现在一打电话，他就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问他妈妈，他妈妈每次都是，“过两个星期就回去。”

往常他的作业我带的多一点，现在也没人管，小朋友又比较调皮，我估计学得也很差。

21号居委不让我回家后，我后来找到居委会领导，对方说，只需要提供医务人员工作证明、往返医院上班的证明，就可以回去。

4月29号，我们病房出去支援的医生回来了，我就可以回家休息下，陪孩子过“五一”。妻子（还是）没有休息。

我在精神科工作了13年。很多年前面试时，面试官问我为什么来精神科，我说，我觉得这些病人有时候可爱得像个孩子，需要我们很有爱心；有时候又弱势得像个老人，需要我们的耐心照顾。我喜欢这份职业。

这些年，我帮不少精神病人维过权，他们有的工资、房子被人侵占了，权利被人剥夺了；我也帮忙解决过家属不管他们、拖欠医药费这类难题。

疫情过后，我会继续做一些科普，让大家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很恐怖。希望能打通精神病人回家的最后一米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等疫情好转后，（可能）很多焦虑、抑郁的病人会来医院做心理咨询、配药。根据以前的经验，精神科病人就医的高峰还在后面。

（应受访者要求，刘文辉为化名）

编辑： 陈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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