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情感障碍科主任刘兰英在问诊。
“你最近怎么样？”“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情感障碍科诊室，大多时候，刘兰英刚张口发出询问，对面的人就会不受控制地哭起来。
不过，中年男性往往是另一种表现，他们的哭声开启得更晚——“前面，他们总是熬着，直到我鼓励他们，不要强忍，想哭就哭，等走出这扇门你再把眼泪擦干，没有别人会知道。”
哭泣是人类对于负面情绪最基本的宣泄方式。然而，在成年人的世界，情绪的崩溃总是悄无声息，人们似乎默认即使深夜痛哭，仍要捂住嘴巴怕被人听见。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刘兰英医生的诊室里，涌现了越来越多因疫情而生的焦虑、压力、无助、恐慌、失落等多样的负面情绪——失眠抑郁专科门诊中，与疫情相关的患者人数占比近三分之一。身为情感障碍科主任，刘兰英告诉患者的第一件事就是“哭出来”。这也是治疗负面情绪的第一步。
从对疫情心生恐惧，到对不确定性充满担忧，当疫情反反复复，如何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成为难以绕开的话题。与其强求自己做到情绪稳定，不如“接纳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它，学会与它共处。”
3月2日，世卫组织发布报告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增加了25%以上。“心理危机”已然成为防疫的另一个战场。
因隔离而心生焦虑
今年初，一位IT男顶着一对黑眼圈走进刘兰英医生的诊室。他在滨江区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春节前夕，他和同事在公司加班，疫情却突然席卷滨江区，导致公司所在地变成封控区。IT男和同事们困在公司里，此后，在折叠床上焦虑不安地睡了半个月。解封后，回到家，IT男却彻底失眠了，整夜睡不着。
“他的工作本就是高强度、昼夜不分，属于高风险人群，再加上自身心理素质不够强大，隔离生活激发了焦虑情绪。”刘兰英说，今年以来，已有五六位类似情况的IT男向她求助，“另一些人，居家办公太久，也会出现焦虑、失眠、心慌、胸闷等轻微抑郁的症状。”
当我们的过往经验被疫情横刀截断，随时可能面临隔离生活，黑天鹅也会飞进心灵的暗室。
一位证券金融公司的年轻女性白领，年初，繁忙的工作因突袭杭州的疫情戛然而止——由于公司地处封控区，业务停摆14天。面对难得的漫长“假期”，女孩过上了昼夜颠倒、毫无节制的生活，晚上熬夜追剧、玩游戏，白天睡觉。后来，她的作息紊乱，晚上彻底睡不着，又开始喝酒辅助睡眠，但喝的酒越来越多，即使每天晚上喝五瓶劲酒，依旧失眠。“14天后，公司恢复正常运转，这个女孩却没办法正常上班，又请了半个月的假，情绪也越来越差。”刘兰英说。
有时，因防疫隔离而生的焦虑也会转移到周围人身上。一位杭州母亲，女儿在外地读大学，由于频繁听到女儿对隔离生活的抱怨，母亲无能为力，陷入忧郁，甚至“透不过气”；一位杭州父亲，孩子有慢性病，但人困在上海，药物中断，他着急又无奈。
刘兰英发现，疫情下的杭州人普遍对物资没有担忧，但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属而言，药物中断的潜在风险令人焦急。
消失的确定性预期
疫情中断的不仅是药物，也夺走了我们原有根植于确定性预期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奥迪汽车销售员，年底，本是小王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可由于疫情来临，汽车门店暂停营业、消费者足不出户，街道空了，客户消失了，小王的钱包也空了。
居家办公的小王，只能和一些老客户线上交流，找不到新客户，本以为疫情马上会过去，没想到，两年多来，疫情反反复复，汽车销售市场进入寒冰期。
一边是家庭脊梁，一边是愈发艰难的职业之路，小王泄了气：曾经干劲十足的他，变得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曾经见人自来熟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曾经是年度销售冠军的他，领导交代任务时，却变得心不在焉……
“我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小王搞不懂自己的情绪，他对刘兰英说，“我发觉自己真的好累。”
“他已经是严重抑郁了。”刘兰英分析，小王虽然性格开朗，但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产生不良情绪本是正常的，但很多成年人不敢直视自己的负面情绪，认为自己不应该焦虑或者发脾气，为此责怪自己，内心矛盾纠结，愈加无法从消极情绪中走出来。”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情感障碍科主任刘兰英在问诊。
一线防疫人员的两难处境
内疚、惭愧、自责……一些参与一线防疫的工作人员，也时常被类似的负面情绪绑架。
“儿子，你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来给我和你爸看看？”
“张帅，啥时候回家跟哥几个聚聚啊？”
“小张，你妈前两天血压很高，爸知道你工作忙，没告诉你，你那个同学忙前忙后地照顾，今天你妈血压下来了，你争取今年能回家过年啊。”
……
小张是杭州的一名医生，老家在湖北。这是他工作的第三年，也是投身防疫、无法回家的第三年。
医院忙碌的工作日复一日，临时通知出发采样的消息一个接一个，想到新冠疫情的未知性，想到年迈的父母，想到多年未回的家，小张感慨万千，忍不住悄悄流泪。
疫情下，和父母的团聚、和朋友的见面不得不无限延期，面对父母和朋友的抱怨，小张心里不是滋味，“有时候会想，自己当初做医生这个决定正确吗？做了医生，却连父母生病都帮不上忙……”
社区工作者小刘也身处相似的困境。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演练、昼夜不分的工作，令他压力倍增；大伯大妈不会用手机，要耐心地教；对于防疫政策，居民不理解，要反复解释，可自己的辛苦仍旧处处得不到认可。
无数个这样的情绪时刻，悄无声息地慢慢击垮着他们，最终，偷偷联系了刘兰英。
“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心理状态需要得到关注。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多一份理解，或者领导的一句鼓励支持。”刘兰英补充道，此外，那些留守在原有岗位的人也同样需要获得精神慰藉。
前半夜的密集来电
过去两年多，疫情的起伏一度是刘兰英和同事们工作繁忙程度的风向标，“疫情一反弹，走进抑郁专科门诊的人就会增加。”
身处杭州市心理援助热线一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副科长孙晓花也能清晰感知到和疫情息息相关的情绪变化。
杭州市心理援助热线自2004年开通至今，由专职接线员和心理咨询师组建的志愿者团队共同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自疫情爆发后，这条热线的接听量增加了10%-20%，2020年接听电话1.7万通，2021年接听2万通，从2020年起，来电有近一半与疫情相关，“每当城市出现确诊病例后的两三天，就是来电咨询的高峰期。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到20通和疫情相关的咨询。”
2020年1月22日到3月2日，浙江省对疫情作出一级响应的41天里，有557人因疫情相关心理问题拨打热线，平均年龄35.3岁，18—39岁的占70%。而今年3月初以来，每天50多通来电中，有十多通和疫情相关，其中超过一半是隔离人员，且大多是以“80后”、“90后”为主的中青年。
“中青年面临就业、经济独立、婚恋生育、家庭关系等各种问题相对多，心理状况更易受疫情影响而波动，同时，他们更倾向于以这种方式积极寻求帮助。”孙晓花分析道。
前半夜（每晚7点至11点）往往是铃声密集响起的时刻。白天，人们总是忙于应对日常，直到夜幕降临、寂静无声，那些隐秘的情绪喷薄而出。为了能接听更多来电，接线员通常会在30分钟内高效地完成一场个体咨询，但某些时刻，由于声音背后涌现的高度紧张、焦虑、恐慌，接听时间不得不被拉长到近一小时，直到对方趋于平静。
3月2日，世卫组织发布报告称，在新冠肺炎疫情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增加了25%以上。世卫组织表示，新冠肺炎的影响远超病毒本身导致的死亡和疾病，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沉重打击。在受新冠肺炎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增幅最大。此外，女性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20至24岁的年轻人比更年长人群所受的影响更大。
接纳自己，允许哭出来
负面情绪似乎与疫情如影随形，但刘兰英发现，人们焦虑的对象已从疫情本身转移到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上，“2020年初，人们对疫情充满恐惧，身体有一点不适，都会联想到新冠疫情，担心自己是不是确诊了。但现在，人们对疫情的认识逐步提升，已经趋向理性与成熟，大家更担忧的是，‘为什么到现在疫情还没结束？’‘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我什么时候才能自由出行？’……”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如何扫走心头的灰霾，对此，刘兰英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积极接纳，允许自己有各种情绪。“在特殊时期，出现焦虑、紧张等情绪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不要否定自己，这些情绪不代表‘脆弱’，不代表‘意志力不强’，适度的紧张甚至有积极意义，偶尔哭一哭、发泄一下也是需要的。”
第二，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尝试给自己制定生活作息表，包括饮食规律、三餐规律，蔬菜水果摄入也要与往常一样。
第三，即使是隔离或居家办公，也要有自我计划表，每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能有成就感的事。比如，画画、弹琴，做一顿饭，或是做家务，通过让自己忙起来，转移注意力，同时建立一个反复肯定自己的过程。
第四，坚持适当的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有氧运动；听听轻松的音乐，做一些食疗。
另外，学会一些舒缓情绪的小技巧。比如，放松训练——每天睡前躺在床上，双手握拳，将拳捏紧到最紧的状态，维持十五秒，再放松，感受放松的过程，每日循环做3-5次。
同时，刘兰英提醒说，“如果你想关心自己身边人的心理情况，疏解他们的负面情绪，先确保自己拥有稳定的情绪，能够共情，接纳对方的负面情绪。”
她补充道，每个人的负面情绪都有缘由，可能是受了委屈，也可能是认知偏差。“不要指责或纠正，表达理解与认可，并给对方一些正向引导，和对方一起解决问题。”而最直接的方式是，为对方提供一个温柔的臂弯，允许他哭出来，让所有在人前不得不硬撑的情绪得到宣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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