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选购票与1972年购货券(张介人收藏)。

“三转一响”，曾是民间对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与收音机的简称。工业品当年大多凭工业券购买。据档案记载，1981年起，宁波市对缝纫机等商品停止收取工业券，同时停发临时购货券，已发的购货券一律作废。

那么什么是工业券，什么是购货券，二者的关系如何？又停发、始发于哪一年？本文将带你穿越时空，来看半个世纪前宁波市的工业券发放以及凭工业券购买的商品。

工业券，老宁波人叫选购票，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发行的一类购买工业品的票证。由于发放既无固定年月，又无固定数量，工业券被称作临时购货券。

曾经见过工业券。母亲放在长方形木盒里，这只木盒专门用来放票证，比如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母亲积的一叠工业券，用于买“三转一响”的大件，还有买面盆、锅子此类的生活用品。这只白木没有上漆的木盒，不仅连着一家人的吃喝穿戴，还维系全家人的幸福生活。

搬了几次家还保存完好的英纳格手表(罗乐遥提供)。

母亲有句“生囡先拨被”(意为女儿出嫁时，父母要备被子作嫁妆)的口头禅，她生了三个女儿，平时除忙活一家人的吃饱穿暖外，最操心也是最开心的是张罗女儿们的嫁妆，比如买毛线或被面等。买来毛线，织成花花色色毛线衫，是女儿们上学读书或出门做客的“时装”。那时候人们的穿着多是蓝色或灰色，小姑娘很少穿花衣裳，或黄或绿或红的毛线衫似灰蓝海洋里的彩色船帆，鲜艳醒目。当年的嫁妆，被头的被面、被夹里、被花絮都要凭票凭券购买。曾经的被面有棉布或绸缎两种，棉布的凭布票，绸缎的则凭工业券。

为了解当年的工业券，曾将类似问题通过微信询问不同年龄的亲朋好友，年轻的不是想不起，就是直接答复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或年长的老人，往往能说出五花八门的工业券。被发小戏称“记忆大神”的朱同学留言称：当时的券是连在一起印刷的，有棉花票、布票、工业券等。每年数量不等，可能1973年的棉花票是三张，工业券一张，到1977年变了，工业券多了。我1978年到上海(朱同学恢复高考第一年成为上海铁道学院学子)读书，棉花票送给同学凑起来买被子，工业券凑起来买缝纫机。宋同学则是如下的留言：我对工业券印象不深，倒是分配的单位(宋同学分配到甬江印刷厂工作)印宁波的所有票据。宋同学还说了她所见的一个细节，这些票据是专门几台印刷机印的，一个人印还有一个人校对，这二人是受管制的，上厕所也有人跟着。

而在年纪稍大些的一个收藏家协会会员群，有的上传收藏的工业券图片，有的私聊与工业券交集的故事，罗乐遥先生结婚前买手表的故事颇显时代特征。今年75岁的罗先生为家里的长子，与弟妹仨是农村居民户，全家人吃的米饭凭居民会发的购粮证到当地粮站买米。他于1975年春节结婚，约在1973与1974年间，买了只17钻全钢防水的英纳格手表。价钿大约170元-180元，还要10张工业券。

1977年11月发放的临时购货券，为宁波市最后发放的工业券(罗乐遥收藏)。

比罗先生年长两岁的张介人先生，还记得读高中时的每月定粮31市斤，他曾在网上看到工业券，价格还便宜，便买了几张工业券，用来收藏。

查阅档案，厘清宁波发放工业券的脉络，始于1961年，1981年停发。20年间，宁波工业券选购商品的市场供应大至可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头7年的按工资比例发放选购票；第二阶段为按城镇居民户口发放的临时购货券，时跨13年，其中自1968年到1977年的9年间，至少每年每人(城镇居民)发放二张或二张以上的选购票。

工业券，对调节市场，指导消费、缓和供应，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城镇居民有工业券，而非居民户口的农民却没有工业券，这是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不足。在查阅工业券的档案之时，无不感慨当今市场经济所蕴含的魅力，以史为鉴，我们还须珍惜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购买商品的繁荣。

作者简介

王静，笔名晓草、碧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宁波日报》《宁波晚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欧洲时报》与《鄞州文艺》《文学港》《浙江作家》《散文选刊》等，著有散文集《留住慈城》《半生文缘》《梧桐叶项链》，《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纪实文学），《民间文化的慈风孝行》，《千年望族慈城冯家——一个宁波氏族的田野调查》等，其中《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慈城年糕的文化记忆》问鼎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来源宁波晚报

编辑： 陈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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