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宁波市“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现场。
昨天是第3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两天前，记者到宁波市康宁医院采访宁波市儿童心理健康现状时，一位妈妈向记者说了她的困惑：读大学的女儿居然只想做“全职儿女”。她向广大家长求助：家有“全职儿女”，你会怎么做？
不知何时起，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全职儿女”。“全职儿女”的服务对象是他们的父母或者祖辈，陪伴和做家务是其劳动内容。醉心于事业打拼的张女士最开始听说这个新型“职业”时，觉得不可思议，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还在读大学的女儿竟然告诉她：她的职业规划就是做“全职儿女”！不只是自家女儿，张女士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的孩子，居然也有大学毕业后做“全职儿女”的规划。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读大学的女儿只想做“全职儿女”
张女士是宁波一家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在工作上一直追求上进，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对于唯一的女儿，她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为给女儿创造良好的求学环境，女儿升入高中后，张女士便搬离了舒适、宽敞的家，租住在女儿学校附近的一套小房子里。三年后，女儿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考入了浙江省内一所不错的高校。
理想的高校，理想的专业！张女士开心地憧憬着女儿的未来，是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考研？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女儿压根就没想过出国留学、考研，甚至没打算毕业后到社会上找工作，她只想做“全职儿女”。
更让张女士哭笑不得的是，今年暑假，女儿便开始尝试“全职儿女”这项工作，她自称这是“实习期”。从不曾做过家务的女儿开始从网上下载各种菜谱，每天让父母自行点菜，根据父母预订的菜单，她到附近超市买菜，再在父母下班前做好饭菜。于是，整个暑假，每天张女士和丈夫回到家时，女儿或是已经整好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或是正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糖醋排骨、避风塘虾、烤牛肉……还别说，小姑娘做的菜有模有样。
张女士说，每天回到家就能吃上女儿做的现成饭，一家三口围着饭桌其乐融融，自己真的很享受。可是，开心之余，张女士又感到迷惘了：难道女儿以后就这样躲在家里给他们干家务吗？在她的设想中，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应该同其他年轻人一样，找个工作，然后好好地干出一番成绩。如果要做“全职儿女”，那当初还有必要那么辛苦地考大学吗？
面对张女士的不理解，女儿给她算了一笔账：现在大学生找个满意的工作不容易，与一些985、211高校毕业生相比，自己在就业市场上根本不占优势，估计很难找到一个好工作。相反，如果她选择做“全职儿女”，按照爸爸、妈妈现在的收入及今后的养老金水平，每个月分别付给她2000元不成问题，学美术的她再找一个网络上的工作，薪酬应该会有2000元以上，这样，一个月起码就有6000元，高的话，一个月可能有七八千元的收入。这个收入水平相比于社会上许多就业岗位，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还能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又没有什么工作压力。
女儿的分析让张女士有点蒙。女儿还告诉她，自己大学寝室的三位室友和她一样，都想毕业后回家做“全职儿女”。更让张女士惊讶的是，跟身边几位亲朋好友一交流，才发现他们家的孩子也有做“全职儿女”的打算。
“全职儿女”不等同于啃老
其实，“全职儿女”已成为互联网新词。百度、抖音、小红书，随便进入一个，便可找到关于“全职儿女”的相关信息。
“全职儿女”网络上的定义是：一种新型脱产生活方式，年轻人脱产寄居在父母家里生活，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全职儿女”，啃老了，但也没有完全啃老。
从采访看，“全职儿女”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年轻一代及其父母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宁波大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米多老师曾与一群新入职的毕业生就“全职儿女”这一话题展开探讨，结果这些毕业生几乎都向往成为“全职儿女”。一学生诉苦说，自己上班后才发现，上班挣的薪酬不如上大学期间父母给的生活费多，现在的生活水准较之前反而下降了，而且上班那么辛苦，还要学会处理办公室复杂的人际关系，假如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他真的想回家当“全职儿女”。
与年轻一代相反，记者采访了多位家有儿女的父母，这些父母绝大多数对“全职儿女”持反对态度。
上面提到的张女士就坦言，对于女儿这个想法，自己很难接受，现在就寄希望于女儿能够改变想法，女儿离大学毕业还有两年多，也许哪一天女儿的想法就变了。
还有一些父母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一种“新型啃老”，是年轻人对社会压力的逃避。有一位妈妈还忧心忡忡地说：“假如这一代年轻人都如此回家‘躺平’，我们的社会还有未来吗？”
市康宁医院心理治疗师崔静静则认为，对于“全职儿女”，要客观看待。从调查看，选择做“全职儿女”的年轻人，各有各的理由。有些是因为就业压力，有些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父母，有些则是暂时停下工作来给自己“充电”。所以崔静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全职儿女”等同于啃老。
崔静静说，部分“全职儿女”的产生，是一种微妙的适应性的“退行”（退行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是指人们在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以原始、幼稚的方法来应付当前情景，降低自己的焦虑）。一些年轻人在职场上太过疲倦，于是回归家庭，养精蓄锐，进行短暂的疗愈，以图东山再起。她认为，很多时候这种退回到早年的需要爸爸妈妈变相哺育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自行恢复”的，当形势好转，会激发“反退行”功能，从这种自我保护的状态中走出来。
崔静静认为，“退行”的背后是众多年轻人背负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升至19.6%，创2022年8月以来新高。在“全职儿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采访中，崔静静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做“全职儿女”，只是为考研考公作准备，这对个人选择来说，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一旦这个现象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追求，就必须引起关注。多数年轻人做“全职儿女”，虽然不等同于“躺平”，但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低限度的生活，这种“低欲望”的群体价值追求，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学动力，值得大家持续关注。
家有“全职儿女”该怎么办
对于“全职儿女”，米多并不像绝大多数家长那般悲观。她相信，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选择做“全职儿女”只是暂时的，是他们面对社会压力时做出的应激反应，相信他们在家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一定会重返社会，家长不必过于焦虑。不过，对于“全职儿女”这一社会现象，米多认为父母和儿女都应该科学对待，做好各自的角色定位。
首先，父母和“全职儿女”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作为父母，一定要明确自己雇佣者这一新角色，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全职儿女”。“全职也是打工人的一种，不过打工的对象是父母。当父母成了你的老板，你就必须得付出劳动或者情绪等价值。”米多建议家长不妨与“全职儿女”签订一份劳动合同，规定“全职儿女”居家打工期间的职责、义务、薪酬，促使“全职儿女”在家庭这个模拟的用人环境中，学会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为今后再一次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此外，身为“全职儿女”，一定要有一个人生规划。米多说，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年轻人选择暂时回归家庭，对于这样的行为，她虽然不支持，但是可以理解。不过，她希望年轻人只是将家庭作为短暂驻足的港湾，在家里休养生息的过程中，要有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想清楚自己以后要去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真的就此在家里“躺平”了。
对于米多的观点，曾经家有“全职儿女”的应先生很是认同。应先生有个女儿，高中时被送往美国留学，两年前，大学毕业的女儿回到宁波，进了一家不错的大公司。可是，没多久，女儿因为处理不了办公室复杂的人际关系，自行辞职回家。让应先生夫妇接受不了的是，女儿居然就此在家当起了“全职儿女”，每天醉心于在家给父母做饭、做烘焙，家里一待就是一年多。看着辛苦培养的女儿居然每天围着灶台转，不肯外出就业，应先生夫妇焦虑不已，与女儿的矛盾日渐激化。在朋友的建议下，一家三口来到市康宁医院。经过心理医生的心理疏导，应先生夫妇回家后与女儿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了解到女儿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畏惧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通过这一年多“全职儿女”的经历，女儿意识到自己热爱烘焙这一行业，决定开烘焙店。于是，没多久，在应先生夫妇的帮助下，女儿的烘焙店开业了。如今，女儿每天开开心心地打理着自己的烘焙店。（记者陈敏 通讯员杨红英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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