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钩到去风险，从技术封锁到组建各类围堵中国的“小圈子”……近来，美国大打意识形态牌，在各领域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挑起对抗，对中国的妖魔化已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新书《中国叙事》中指出，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已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抗扩展为“认同政治”之争，正在挑起对华“认同政治战”，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认同政治”新联盟，企图把中国从国际社会孤立出来。
日前，郑永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挑起的“认同政治战”，已渗透进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最值得警惕的则是美国正试图制造中国内部的分化。
郑永年同时指出，中国不应跟随美国搞“认同政治战”，不要被牵着鼻子走，陷入互相叫骂的境地，而是要推动“三个回归”——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以包容的心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随着美国进入新的大选周期，其内部政治极化也必将反映在外交政策中，这更需要我们保持定力和判断力，在密切观察中作出正确决策。
什么是“认同政治战”？
知事：您在书中提到美国正在对华挑起“认同政治战”，并指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什么是“认同政治战”，与“意识形态战”相比有哪些不同？
郑永年：“认同政治战”与“意识形态战”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简单来说，意识形态是宏观层面的，“认同政治”是微观层面。“认同政治”包括对性别、民族等的认同，这既可以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组织上，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变成了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背后的基础是“认同政治”。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竞争者，甚至“敌人”。
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定性”，这就是“认同政治”，就像冷战期间美国把苏联视作敌人，现在美国把同样的方法用到中国身上。
知事：美国对华“认同政治战”有哪些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和领域？最值得警惕的领域是什么？
郑永年：美国搞“认同政治战”，体现在中美关系之间的方方面面，美国说它自己做什么都是道德的，就连杀人也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大肆妖魔化中国，这让中美之间一般的学术交流都变得很困难，是非常有害的。
政治方面，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大了对中国的妖魔化，甚至恢复了冷战时期的话语。而情况到了拜登政府时期也没有好转，拜登在政治层面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简单地界定为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民主针对中国专制”。
经济方面，尽管很多研究表明中国是最遵守WTO规则的，但美国跟一些西方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以各种方式来要挟、污名化中国，把中国界定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再看科技领域。科技本身是没有所谓“认同”的，科学和技术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没有美国物理学、中国物理学之分，2+2在中国等于4，在美国也等于4，但可恶的地方是，“认同政治”绑架了这些本来完全客观中性的东西，美国把意识形态强加给科学，把科技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武器，导致中美科学交流陷入困境。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人才，中国的科学研究对美国贡献很大，而美国现在把科技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最终也只会害了美国自己。
警惕美国制造中国内部的分化
知事：美国对华“认知政治战”最值得警惕的是什么？
郑永年：最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不仅从外部批评中国，还要制造中国内部的分化。
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中华文明是统一的文明，同时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那么美国挑动“认同政治战”，就是要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领域进行“分而治之”，造成中国内部的“认同政治”效应。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头脑还是要清醒。
所谓“去风险”是它的权宜之计
知事：最近一段时间，“去风险”取代“脱钩”，成为美国政客频繁炒作的对华政策新热词。这是否是美国团结盟友搞“认同政治战”的新的话语陷阱？
郑永年：从“脱钩”到“去风险”，这中间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特朗普政府搞“脱钩”，是行政当局的逻辑，用纳税人的钱和行政的力量搞所谓“再工业化”，让资本重新回流美国。但“脱钩”不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科技的逻辑，更不是市场的逻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芯片三分之一都销往中国，这怎么可能“脱钩”呢？
我一直在说，只要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开放的，那中美之间就不可能“脱钩”。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事实上损失的比八百还多，像芯片领域，美国这些年动用了多少力量来搞“脱钩”和封杀，而最近华为在芯片领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对美国来说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美国自称为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都主张每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那么美国现在什么都搞“回归”，什么都要自给自足，这哪里是资本的逻辑？所以“脱钩”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由于“脱钩”不可能，所以美国根据实际来调整政策，又开始宣扬“去风险”的概念。
虽然美国和欧盟都在讲“去风险”，但含义是不一样的。欧洲的“去风险”主要指的是分散投资，如果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篮子破了，鸡蛋就都破了，所以要分散风险。
而美国讲“去风险”，主要还是一个权宜之计，“脱钩”一时达不成，那就把时间段拉长一点。
我个人觉得，美国提出“脱钩”完全是行政当局一厢情愿的计划，欧洲方面提出“去风险”则更注重企业的需求，如果是企业层面的“去风险”，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像美国现在这样，“去风险”与“脱钩”本质上都一样，我也乐观地认为，美国不会成功的，还是会像“脱钩”一样最终失败，并且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三个回归”应对美国妖魔化
知事：您指出，如果中国也搞“认同政治战”，中美关系必然陷入恶性循环，那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我举个例子，就像两个人吵架，如果一个人说假话来诬陷你，而你也反过来诬陷和妖魔化他，那矛盾就会不断升级。
美国妖魔化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反对，但我也一直强调“三个回归”——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我们没有必要跟着美国互相叫骂。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美国和日本一直在妖魔化“一带一路”倡议，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好不好，不是美国说了算的，不是七国集团说了算的，而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说了算，所以我们没必要总是盯着美国。
我们一直都在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去年已达到近13000美元，实现了8亿多人口脱贫。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数据，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的经验故事这么好，不需要跟着美国叫骂。如果美国搞“认同政治”，我们也跟着搞“认同政治”的话，实际上就掉入了它的陷阱，被牵着鼻子走。
我们现在提出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不同，西方文明主要是宗教文明，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没有中断的世俗文明，我们的文化是包容的、多元的，是包罗万象的文明，我们没有搞“认同政治”的基础，如果跟着美国搞“认同政治”，也有悖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所以我们要坚守中华文明的初心和信念，只有保持包容的心态，才能更好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也是中国叙事的最好方式。
保持定力和判断力
知事：您在书中提到，美国内部认同政治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中美关系迅速恶化。随着美国进入新的大选周期，美国内部政治极化必将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郑永年：据我观察，美国的“认同政治”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种族、阶层、性别等各个领域矛盾突出。美国曾经把自己称为“大熔炉”，提出“美国梦”“文化多元主义”等概念，但“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是完全失败的。
文化融合的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尽管过去40年的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巨量财富，但美国也从二战后的中产社会，变成了富豪社会。极少数的人掌握了巨量财富，其他社会阶层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成了受害者。
举个例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中产阶层占到了60%-70%，当时民主党、共和党的基本盘都分别占到30%，剩下40%的中间派主要是中产阶层。为了掌权，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要照顾到这70%的中产阶层的利益，不会搞极端政治。
但现在再去看美国的选民分布，中间的40%消失了，一半人支持民主党，一半人支持共和党，形成了高度分化的态势。
近年来美国还出现了罕见的高投票率，这其实是不正常的。说明在“认同政治”的趋势下，人们互相缺乏信任，甚至一家人之间都互不相信，大家只相信自己手中的选票，于是每个人都走进投票站，所以投票率高得出奇，这就是“认同政治”的产物。
再看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一事，说明尽管美国表面上还是两党制，但两党之下又有很多派别，这也是“认同政治”带来的结果。
随着美国新一轮大选周期的到来，美国政治体系从观念上来说也会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种内部的碎片化也必然体现在外交政策中。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一直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美国内部政治分裂的受害者。当美国内部政治比较整合，美国有信心的时候，中美关系就好；美国内部政治非常分裂，没有信心的时候，中美关系就不好。
同时，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也不要把美国视作一个整体。美国不是拜登的美国，也不是特朗普的美国，美国是由很多群体和利益集团组成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密切观察，在美国搞“认同政治战”的时候，我们不能被它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保持自己的定力、判断力，作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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