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2003年5月30日、11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两赴枫桥调研。
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发源于浙江的这一项宝贵经验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潮新闻了解到，在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中，有4个来自浙江，分别是诸暨市委政法委、鄞州区信访局、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和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单位，浙江这4家单位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一
从官方发布的信息看，这次会见的规格很高：
潮新闻注意到，参加会见全国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陈文清、王小洪、吴政隆、张军、应勇。
“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非常激动,很受鼓舞。” 作为来自“枫桥经验”发源地的单位代表，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铮从北京捧回了沉甸甸的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单位荣誉，“这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对‘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今后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继续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高度重视，有迹可循。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走出枫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枫桥经验”。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两次到枫桥调研。据《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记载，2003年11月25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根据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重温“枫桥经验”诞生演进历程，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深切关怀下，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一地破题、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各类创新实践层出不穷。这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就是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经过层层评选最终脱颖而出的，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进典型。
二
什么是“枫桥式工作法”？从此次浙江4家单位的“入选词”中，可以“细品”出其核心内涵——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枫桥经验”贯穿始终的一条“生命线”。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60年前，从“枫桥经验”诞生之时起就深刻表明一个治理之道，通过走好群众路线，让人民群众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唱主角。
如今，虽然时代在变、形势在变、社会矛盾的内容也在变，但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的传家宝始终不能丢，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始终也不能变。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亲临绍兴，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单位的浙江4家单位，正是走群众路线的“行家里手”。
舟山是中国最大的渔业基地之一，渔民众多，在茫茫大海上作业，渔船之间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矛盾纠纷。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把群众推到了调解矛盾纠纷的“C位”，组建了“海上老娘舅”“名老大调解协会”“东海渔嫂调解员”等一大批民间调解组织，让矛盾纠纷少“上岸”，不“离岛”。
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涉外民间交往领域不断拓展，涉外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把在义乌经商“老外”都动员起来,组建了一支来自13个国家的14名外商调解员队伍，实现英语、俄语、阿拉伯语等世界9大主要语种全覆盖，并对其中3名法律素养好、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外商调解员聘请为“首席外籍调解专家”，实现“老外的结，老外解”。
“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加入基层群团、社会组织等方式，投身基层治理， 成为“枫桥经验”传承至今、永葆活力的秘诀之一。
三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体现在哪里？有专家指出，其鲜明特征是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浙江4家单位的“枫桥式工作法”无不印证这一观点。
比如法治思维。法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早在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其中提到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随着“法治浙江”建设的大力推进，全省各地把法治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让法律成为定分止争的“裁判员”。鄞州区信访局对此很有“发言权”，当地通过对信访案件的各环节立“规矩”，严格依法分类处置，取得了不错的治理效果。2023年以来，鄞州全区初次信访化解率达98.3%，群众满意率达99.1%。
再比如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科技手段的应用，既提升了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更增强了预警预测预防的能力。近年来，全省各地凭借着数字化起步早，数字技术领先，充分开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创造了不少在全国走在前列的基层治理新方式、新手段。
诸暨依托浙江省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等数字化平台，对纠纷事项实行赋码管理；沈家门街道建立海上社会治理中心，依托“海上共享法庭”“大综合一体化”海洋执法等系统平台，实现海上矛盾一站受理、调处流程一体运行、分析研判一图展示。
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单位，对浙江的这4家单位来说是一份荣誉，对浙江广大干部群众而言更是一份激励，激励大家继续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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