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月以来，“中印关系四年低谷终于转向缓和”的消息频传。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万象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边境事务磋商取得新进展。
这是短短1个月内中印外长的二度会面，重申解决边境争端对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同时，印度可能放松对中国投资限制以及对中国公民签证限制的传言也在坊间流传已久。
但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邱永辉提醒，目前断言印度方面对华关系有重大调整为时尚早。“微调肯定会有，即使边界问题还处于僵局，它也必须要调整，主要是基建、工程技术等——他们急需的又依赖中国的方面”，她告诉澎湃新闻。
她评估认为，莫迪第三任期面临国内、国际不确定性的压力都在增加，“现在（印度外交部门）给中印关系放点风也好，有一些小小的（转变）动作也好，实际上为未来留下余地，保留一种可行性。”
7月30日，有美国媒体未具消息来源对外释放消息称，印度政府正在考虑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和对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这一潜在的重大政策转变”是由印度工业界（尤其是制造业）大力推动的，他们呼吁放宽熟练劳动力的流入，并降低对中国的非贸易关税。印度电子行业声称对中国的限制在过去四年中造成了150亿美元的生产损失。
“悄然但显著的转变”？
数月来，资深的观察人士都在敏锐捕捉印度官方涉及中印关系表述上“微妙变化”的蛛丝马迹。
新华社报道援引苏杰生最新的表态说，印中利益广泛交融，也面临边境事态带来的阴影，但印方愿以历史眼光、战略思维和开放态度，寻找分歧解决办法，推动双边关系回到积极、建设性轨道。
根据印度外交部7月25日发表的声明，印中外长会谈聚焦“早日解决边界实际控制线沿线的剩余问题，以稳定并重建双边关系”，双方认为需要“有目标、有迫切感地”协作，尽快达成全面的“脱离接触”。
这是中印外长在老挝主办的东盟（ASEAN）外长会的场边晤谈，也是继7月4日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后的第二次会面。当时，双方同意致力于边境地区稳定，尽早就边界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
当地时间7月27日，第14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在老挝万象举行。新华社发（凯乔摄）
三个月前的3月27日，这位印度莫迪政府的最高级别外交官员在马来西亚出席活动时谈及中印关系时还强硬表示，绝不会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妥协。只有双方在边境部队部署方面恢复正常状态，两国关系才可能正常化。
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以来，截至今年3月，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已举行29次会议，中印军长级会谈已举行21轮，推动两军在加勒万河谷、班公湖、温泉、加南达坂等对峙点脱离接触。不过，两军尚未在剩余地区实现完全脱离接触。
2023年4月，《环球时报》引述《印度斯坦时报》称，据印方消息人士估计，在中印边境地区，两国目前共有超过6万军队部署。今年3月，美国媒体引述印度匿名官员的话称，印度政府将向中印边境地区新部署一万名士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印方举动不利于边境和平与安宁，也不符合双方共同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共识。
一个月后的4月12日，总理莫迪“罕见”地就中印关系直接表态，通过美国《新闻周刊》对外释放消息“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意义重大”，印中应“抓紧解决两国旷日持久的边界问题”。外界解读认为，莫迪在中印双边问题上的语气“明显软化”。
此时正值印度大选前几周，而距离莫迪赢下大选、第二次连任印度总理还有不到2个月。到4月底，莫迪政府的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表示，边境谈判“进展顺利，令人满意”，“没有出现新的紧张局势”。
5月10日，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徐飞洪抵达新德里履新。此前，中国驻印度大使一职已经空缺18个月，这是自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以来最长的一次空缺。
“徐大使自此（履新）以来开始发动了魅力攻势，与多位印度政治精英不断会面。”英国《经济学人》7月18日发表的评述文章写道，“近几个月来两国关系出现了悄然但显著的转变，走向以边境稳定和更紧密的商业关系为特征的新阶段。”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印度研究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坦薇·马丹（Tanvi Mada）在本月初撰写发表的政策报告中提醒美国政策圈，莫迪政府在第三个任期可能会寻求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原因包括冲突预防、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合作伙伴国家与北京的互动以及经济驱动因素等。
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邱永辉从美印战略互动的角度分析认为，莫迪之前两个任期比较善打的“大国叙事”、“宏大外交”牌，短期内看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效果，但“主要是门面（作用），在国际上宣示立场时更有底气……实际效果呢，以印度的国家体量而言，完全没有达到（承接很多产业链）目的。”
“印度和美国之间，它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即‘南、北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美国不可能把最高科技和（最先进）国防的东西给印度，而其他的东西，美国并不擅长，（印度需要的）‘擅长的’在中国手上。”邱永辉告诉澎湃新闻，“从美国心里来说，它绝对不会容忍‘第二个中国’的出现。”
“近几个月来，印度国内一直存在关于中印关系重启是否可取的争论，新德里是否应该与北京共同努力恢复政治对话或解决分歧。”马丹长期跟踪印度外交政策，尤其是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印度决策者已经在努力应对一些全球和地区危机的影响……新德里方面不想边境局势再升级……冲突可能会扰乱印度的经济增长和其他目标。”
对中国技术和投资限制出现松动？
印度政府内部争论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并不新鲜。
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部长拉杰什·库马尔·辛格早在今年1月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就曾对外表示，如果印中边界保持和平，印度有可能放宽对中国投资的严厉审查和限制。这也是印度高级官员4年来首次暗示这种可能。
但实际上，转变的更早迹象出现在去年11月，当时印度放宽了对某些行业中国专业人士的商务签证限制——对赴印“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相关企业的商务签证给予了特殊待遇，简化了这类人员赴印签证的审批。
有美国媒体驻印度的记者7月30日报道称，印度政府正在考虑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和对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并进一步说，印度最大的企业游说团体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一直呼吁（政府）重新考虑2020年作出的限制中国投资的决定。CII主张对投资、零部件进口和薄弱领域的技术转让采取非限制性方式。该组织还呼吁放宽熟练劳动力的流入，并降低对中国的非贸易关税。
路透社7月24日援引两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可能会放松对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制造等新德里缺乏制造专业知识的领域的投资限制。
曾有在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工作经历的坦薇·马丹近期的观察也发现，一些印度公司热衷于与中国公司在电信、零售和电动汽车领域达成交易。
“（中印关系缓和）这一转变反映了印度迫切需要中国的技术、投资和专业知识来满足其当前的产业需求。”英国《经济学人》7月18日的观察文章写道，文章以颇为耸动的《中印史诗级的决裂即将终结》为题，抢先一步将这些信号在西方主流社会散发。
几天后的7月22日，印度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提交给议会一份2024版《经济调查》，呼吁新德里应该重点考虑接纳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融入中国的供应链，以促进印度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出口。
印度财政部长尼尔玛拉·西塔拉曼立即发声，支持纳格斯瓦兰的主张。《经济调查》是印度财政部编制的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年度报告，回顾印度过去一个财政年度的经济发展情况，并深入了解各个部门的表现，以帮助政府制定战略性经济政策。
《经济调查》的倡议很快也得到《亚洲时报》专栏作家David P.Goldman的呼应，他也认为，新德里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立场正在发生转变。
在7月26日的专栏文章中，他写道，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随着中国大部分出口贸易从美国和欧洲转向“全球南方”，印度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一倍多。印度依靠中国的供应链支撑自身出口，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和资本财货，并为发达市场组装成品。
“诚如纳格斯瓦兰所示，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与从中国的进口同步增长。”David P.Goldman写道。
2020年之后，印度以新冠疫情暴发和两国边境冲突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了“亚洲最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对华签证发放，禁封数百款中国手机APP，推迟批准中国投资，以及减少两国直飞航班数量。根据截至今年6月份的政府数据，自2020年4月以来，印度仅批准了来自中国的 435项外国直接投资申请中的四分之一。
但即便如此，印度的制造业需求仍然严重依赖中国产品。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计划”的数据（今年5月）显示，2023年至202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印贸易额该年度达到了1184亿美元，印度对华出口和进口均实现了增长，其中出口增幅达到了8.7%。
“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据总部位于德里的智库全球贸易研究计划（GTRI）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中国是印度主要工业产品的最大来源国，在电子、机械、汽车、化学品和纺织品等类别中占30%左右。”《经济学人》的分析文章捕捉到最近2到3个月里印度国内经济和产业界对中国进口产品和直接投资的“叙事”发生了变化。
“研究发现，印度在电子、电信和电气产品进口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最高，达到39%。机械设备位居第二，占38%。”这篇的文章推测认为，随着两国公司在印度组建合资制造企业，未来几年商业联系有望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可能会从中国进口机械和零部件。
“我们的目标是，未来5年内平均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000亿美元。”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部长拉杰什·库马尔·辛格4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过，尽管印度经济近年来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外国直接投资却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幅增加，已经连续第二年放缓。
数据显示，过去5年印度平均每年吸引外国投资700亿美元，并在2022年达到848亿美元的高点。然而2023年印度吸引外资大幅下滑至714亿美元。此外，根据印度柯塔克机构证券公司最新报告的数据，印度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仅略高于2%。
长期研究和观察印度的四川大学邱永辉教授认为，在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大财团是非常重要的带动力量，政府想做什么基建大项目，都会找大财团，但商业项目想要成功，财团也要找政府，但这样的结构带来的印度发展模式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贫富悬殊问题尤其严重。
有数据显示，在14亿人口中，约有2000万印度人过着优渥的生活，其余大多数人都在食品和燃料价格的通胀中煎熬。
在印度，政府对机场、桥梁、道路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随处可见，但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开支能否带动企业的支出是个问题，“你需要更深入的改革，来促进私营部门投资。”世界银行负责印度的主管奥古斯特·塔诺·库阿梅今年年初对《纽约时报》谈及这一问题。
另外一些常常引来外国投资者指摘的现象还包括：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合同执行方面的糟糕记录以及制造业部门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所谓有增长没发展，就是说一方面看上去各种增长数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显得轰轰烈烈的，另一方面人们的负担其实很重，就业压力很大。”邱永辉同时提醒，1991年开始实行全面经济改革（放松对工业、外贸和金融部门的管制）以来，印度不断走向开放、繁荣这个判断是可以下的，而且会进一步向这个方向去，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国家和社会”，和中国经济发展各有所长，“中国需要去好好去认识它、分析它。”
今年是印度重要的政治年份，莫迪成功完成选举连任。但他所在的政党最近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部分原因是对高质量制造业就业机会短缺的不满。
“在（印人党）最核心的票仓，我们称为印地语带这几个邦，支持的选票也大为缩小，说明不满的民众大为增加……实际上和失业率很高、通胀相关，经济发展的好处没有落到一般人头上，“邱永辉分析认为，这直接导致“莫迪3.0”在推进一些既定的经济改革议程上“无法再像之前那样‘为所欲为’”。
“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从长远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有些改革是必须要推动的。”她进一步说。
研究印度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印度需要在进口来源上实现多元化，并增加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但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还必须平衡军事（安全）领导人和商界领袖的利益。
或许是巧合，就在《经济学人》文章刊发前一周，《纽约时报》刊发了知名特约撰稿人、专注地缘政治和间谍活动写作的畅销书作家尤迪吉特·巴塔查尔吉（Yudhijit Bhattacharjee）的文章“中印边境争端：为何两国因‘不毛之地’纷争不休”，大量印度情报和安全界人士在德里向他回忆了四年前那场边境冲突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印安全困境。
“尽管存在政治纷争，（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在经济上共存……这种成熟的方法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印度贸易专家、德里研究机构社会发展委员会的特聘教授比斯瓦吉特·达尔强调“务实主义”，他日前告诉《南华早报》，印度不应该将经济和政治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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