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雅德照片。
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英国人，晚清著名来华传教士家族——慕氏家族中的一员。
1861年，他受英国圣公会委派，和新婚妻子艾格纳丝（Agnes）一起来到宁波，开启了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活。宁波是他们停留最久的中国城市，他们的孩子中，有8个出生在宁波。
1905年出版的《东亚杂志·第四卷》上，慕雅德在《宁波：古代与现代》（Ningpo：Ancient and Modern）一文中，第一次将宁波俚语“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Traverse the whole wide earth and after all what find you to compare with Ningpo’s river-hall）翻译给全世界。
在他看来，宁波是“真正意义上4000年历史的缩影，纵横古今，既蕴含着古老历史的韵味，又散发出新的时代气息”。
《新旧中国》1902年版扉页，宁波永丰门远景照。
用文字和画笔刻写宁波
1861年至1875年，1902年至1908年，慕雅德一共在宁波生活了二十多年。
他对宁波的地理特征、历史古迹熟谙于胸，关于宁波的记录也构成其著作《圣公会浙江传教记事》《新旧中国——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在华五十年：回忆和观察》中的很大一部分。
在描述宁波地理位置时，慕雅德说：“这座以‘宁静安详的波浪’命名的城市，坐落在甬江的两条支流汇合处，其中一条西南流向的支流发源于奉化山的中心地带，指向雪窦山的方向，灌溉着富饶的宁波平原。而另一条西北方向的支流，则兴起在姚江的河滨一带，水流最湍急之处以中国古代两位君王——尧和舜命名，她流经繁忙的余姚和鄞县，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她因为自己广阔的胸怀而吸引了许多的旅行者。”
慕雅德的书中，有很多与宁波城门有关的文字、地图、照片、绘画。1906年在《东亚杂志》上发表的《太平天国下的宁波》一文，便以1891年《大清国浙江省宁波府城图》为底本，标示了宁波城的城门、灵桥、新江桥与外国人居留地的位置关系。
据慕雅德描述，宁波的古城墙绵延18英里（约29公里），高达25英尺（约7.6米），底部宽达22英尺（约6.7米），顶部宽达15英尺（约4.6米）。城门由“两扇木头大门组成，门上覆盖着厚厚的铁皮，前面伫立着巨大的障碍物，同时门上有一把大锁……城门外还有大量的水路入口，以方便船只进出，不过有时会比城门关得早。水门上有铁闸门，通常只离水面6英尺（约1.8米），由于过于低矮，甚至连最小的平底货船都难以通过”。
除了勤于撰文，慕雅德还擅长绘画，文中插图除了他本人的速写，还有以照片为蓝本临摹的钢笔画，望京门内的景观、和义门、船只过坝、运河古桥、东钱湖风光、余姚双城……今日不可复见的老宁波图景，在他笔下一一呈现。
《东亚杂志·第四卷》上，慕雅德翻译“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一个精通典故的“宁波通”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是慕雅德翻译的宁波俚语之一。
事实上，早在1871年，当慕雅德在宁波生活整十年的时候，他就曾出版一本名为《四亿：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章节》的文集，其中第七章“中国谚语”，是目前所见西方文献中对于宁波谚语最早的系统介绍与翻译。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田力在解读时指出：“当时，慕雅德关于中国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来自宁波，在这本著作里，宁波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慕雅德在介绍谚语时，部分还有附有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方言读音，“对于后世了解和研究清末宁波流行的俗语和方言，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田力说。
慕雅德注意到的谚语有几类，一种是从孔子著作中演化移植，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通用的民谚，比如“脚踏两条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以及被他标注为宁波话的“有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未生”“凉亭虽好，弗是久留之地”“好死弗死，多吃白米”等等。
田力指出，1872年，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上海出版了一部英汉辞典工具书《英华萃林韵府》，第二卷附录中保存了慕雅德整理的“超过两百条的宁波谚语”，均为英汉对照，但略去了拉丁字母拼写的宁波方言读音，“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文献关于宁波谚语最为全面的收录”。
掌握宁波方言只是慕雅德的才能之一，他还对宁波的很多历史典故和传说了如指掌。《宁波：古代与现代》一文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桃花渡得名的由来“黄晟斩蛟”——
“古时有恶龙出没，兴风作浪，危害百姓。为了避祸，当地百姓每年向恶龙祭上一双童男童女……黄晟问明原委后，既愤怒又同情，他骑上白马，带上宝剑，潜入海里。龙和黄晟在海里角力，血水交融，把海水染成桃花般的颜色，黄晟和恶龙再也没有出现，此渡口故得名‘桃花渡’……”
慕雅德对“宁波”“四明”“定海”的名字也了如指掌，看他的表述，俨然一个“老宁波”“宁波通”在讲故事。
宁波河道和古桥，出自慕雅德著作《荣光之地》。
慕氏家族：架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慕雅德还很喜欢将与宁波发生关联的文人骚客与英国文人作比较，以便西方世界快速走进中国文化。
在《宁波：古代与现代》中，他说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英国汉学家）的《中国辞汇》（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1874）一书中提到“四明狂客”贺知章，他的故事可以跟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的卡斯伯特（Cuthbert）尊贵的一生相媲美；也不逊色于惠特比（Whitby）修道院里伴着竖琴吟诗的诗人凯德蒙（Caedmon）。他还提到李白，诗人自陇西布衣至朝廷官员，曾经在中国诗坛独领风骚，他命运多舛，曾被贬到云南，最后客死在当涂县的采石矶，被宁波人赞誉为“贬谪人间的诗仙”。
1908年，他还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充满童趣的小书《年轻的中国》（Young China），介绍中国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也以宁波经验为蓝本。书中17幅插图，为“四明戴恩泉写”。戴恩泉和儿子曾在宁波茶楼酒肆演奏琵琶卖唱，同时依靠卖画为生。
在华五十年，慕雅德并不是一个人在为中西文化交流做贡献。他的哥哥慕稼谷，1858年就被英国圣公会派驻宁波；他的次子慕华德，曾管理宁波三一书院（今宁波第三中学前身）三十年，任监院期间，慕华德在书院增设算学和地理等学科，使学生习得近代科学知识；其幼子慕阿德，也是世界著名汉学家，是继威妥玛、翟理思之后，剑桥大学的第三任汉学教授；甚至他的夫人艾格纳丝也曾在宁波开设女子圣经班，将沃尔沙姆·豪（Walsham How）的著作《中国儿童故事》（Stories for Children，1865）等翻译成宁波方言，在1866年出版发行。
慕雅德的12个孩子中有8个在宁波出生，家中聘有一位“宁波阿妈”，慕雅德一家叫她苏洛伊斯（SuLois）。1879年，56岁的苏洛伊斯随慕雅德一家回到英国，“照顾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待到第二年返回中国”，这些纯朴善良的宁波人都给慕雅德留下美好回忆。
慕雅德丰富的著述也在他的目标读者中引发了正面的反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丁光指出，历史悠久的英文期刊《教务杂志》和《北华捷报》等曾“大量刊登西方学者对慕雅德《新旧中国》《在华五十年》等著述的书评，这使他的中国叙述和中国印象更迅速地传遍西方社会，更具影响力”。
《北华捷报》评论：“慕雅德和陪伴他五十年传教生涯的妻子，在美丽的浙江留下他们的美名，他们如此辛勤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过，如此挚爱这片土地。《在华五十年》不仅吸引了熟悉这片土地的读者，也给那些不熟悉的人们带来喜悦。”
与慕雅德多次通信的英国小说家、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作者哈代评价：“如果慕雅德不做传教士，他肯定能为中西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丁光提及，慕雅德的著作还有很可贵的一点，更多是“以他个人独特的经验和纪实的描述传达他对中国的体验，带给读者亲切感，而非居高临下地以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来叙述‘他者’的存在”。这种深入现场、积极而富有耐心地体验异域文化的态度，对于今日之国际交往交流，亦不乏积极意义。（宁波晚报记者顾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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