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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四兄弟为寻杀父仇人踏上16年追凶路
稿源:   2005-08-18 16:29:27报料热线:81850000

  中国宁波网综合消息 为寻杀父仇人,农民四兄弟踏上追凶路,一追16年。

  这是血性的16年,更是理性的16年。

  “如果不是理性地面对突然的灾难,那就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文/记者关军

  在湖北潜江市第一看守所里,34岁的刘木柱近来情绪出现了波动,饭都懒得吃一口。

  作为一场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木柱和抓捕者的“猫鼠游戏”玩得太漫长了。以至于7月28日刘木柱被警方从新疆押解回到湖北的时候,显得异常平静,他甚至告诉记者,时常会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但是当他真的面对铁窗高墙,绝望和困惑重又占据了内心:自己跑出了约4600公里,藏匿了16年,有了妻女和富裕的生活,完全不再像一个逃亡者,可一切还是终结了。

  安分人家的飞来横祸

  “还装死?死了老子也要打!”行凶者拎着木棍,居然在兰文斌身上踩了几下

  1989年2月20日,农历元宵节。下午4点多,湖北潜江竹根滩乡永林村的兰文斌一家早早吃起团圆饭。除了刚结婚的二儿子还在回来的路上,其他三个儿子围在桌前,显得非常兴奋——一年的劳苦中,难得从父母脸上看到这样轻闲惬意的表情。

  “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么大的鱼啊,老大老二成家立业了,也真有孝心,看来咱家的日子熬出头了。”48岁的兰文斌感慨了一番,举起酒杯。

  鱼是老大兰汉忠买的,27岁的他已经是村里的生产小组组长,老大对父亲说:“您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我们都大了,您也该享福了。”

  老大后来意识到,这竟然是他与父亲之间最后的对话。

  酒杯刚端起来,在院子里忙碌的母亲突然看到七八个陌生的青年男子闯了进来,手里分别攥着菜刀或点红刀(一种尺把长的杀猪刀),让这个冬日的午后陡增更多寒气。

  要么拿3000元,要么砍人,领头的“大哥”摇晃着菜刀告诉惊愕中的兰家人,他们必须把一件事情“弄明白”。

  这伙人来自几里之外的仙桃县马王村,其中有刘氏的六个兄弟,另两个是他们的亲属。兰文斌惟一的女儿兰汉娇嫁到马王村后,与这些人都是邻居,平日并无交恶。1988年12月,兰汉娇在家中临产,可惜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就在孩子夭折的同一天,刚结婚的邻居(刘木柱的哥哥)发现自家房间里有血迹,一口咬定是兰汉娇家人带过来的,而且是给刘家带来了“凶兆”,要求赔偿3000元用于刘家换房梁。

  在当地,谁家兄弟多,说话就硬气。面对刘家的非分要求,尚在丧子之痛中的兰汉娇选择了避让,躲回娘家。她不曾想到,刘氏兄弟居然在元宵节追了过来。

  邻居胡老太太看到,来的几个陌生人“霸道得很”,他们开始砸门砸窗,兰家人稍有劝解或反驳,他们就把刀架到人脖子上进行威胁,兰文斌的四儿子兰汉良只有18岁,他挣脱着跑出去,刘家有三个兄弟追出好远,“他们飞起菜刀,砍到了我的棉大衣上。”老四对那个场景心有余悸。

  “他们兰家人都非常的老实、本分。”胡老太太回忆说,兰文斌是村里难得的土秀才,家里的书就有三大木箱子,各家的对联都会求他来写。兰文斌平时对子女的教导也是要有修养、多忍让、讲道理。

  这一天,当乡亲们闻讯赶来,看到兰文斌正试图和刀光中的几兄弟讲讲道理,比如所谓“凶兆”是迷信,比如兰家不该承担责任,比如凡事要理智……他还没说几句,刘家最小的兄弟刘木柱突然抓起棉梗堆里的一根粗木棍,在兰家人和邻居们面露惊愕的瞬间,木棍已经重重地砸到兰文斌的头顶。离父亲最近的老三兰汉贤说,他眼看着父亲脸上的肌肉瞬间抽搐了一下,吭都没吭一声,身子一歪,很软很安静地倒了下去。

  “还装死?死了老子也要打!”行凶者拎着木棍,居然在兰文斌身上踩了几下。老大和老三对行凶者的残忍和嚣张印象太深了。“他们甚至阻止我们把父亲送到医院,直到邻居越聚越多。”

  老二兰汉信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抢救兰文斌的人群。据他回忆,被送到县城脑科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大小便的能力,只能靠呼吸机和一些导管维持生命。医生说,棍击导致颅骨塌陷,脑内淤血严重。

  几个孩子开始每天轮流看护。“那段日子令人窒息。”老大说,明知道父亲还活着,却看不到他任何的表情,更谈不上交流,与生死相隔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用手指在父亲眼前晃动,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毫无反应。“直到现在,我走进那家医院,都有心被刺痛的感觉。”

  伤害发生后,当地警方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捕,可惜刘木柱早已闻风而逃。其他几个滋事的兄弟陆续被抓到,受到了刑事拘留等处罚。

  深度昏迷持续了三十多天后,3月26日,兰文斌带着他的安静离开了人世。

  只许成功的“五年计划”

  砌完一米左右的墓碑,老大在前后各写了一个字:申,冤

  为兰文斌送葬的时候,乡亲们念叨起这个中年人的学养和宽厚,不胜唏嘘,尽管这样的“文化人”看上去在村子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孩子们则悲凉地想起父亲的辛劳。老二还记得,父亲曾背着百十来斤的粉条,带着年幼的他走出一百多里,想到洪湖卖出之后换一些买馍的钱,结果没卖出去,又背了回来。尤其让孩子们心痛的,是父亲的那一句“咱家的日子快熬出头了”。

  由于兰文斌是意外屈死,兰家兄弟在门前不远处的田里砌了一个简易墓碑,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下面。他们商定,什么时候抓到了刘木柱,父亲可以瞑目了,再把骨灰郑重地迁到祖坟去。砌完一米左右的墓碑,老大在前后各写了一个字:申,冤。

  在永林村人看来,杀父之仇,是要报的,何况兰家并不缺儿子。“趁着夜里去马王村,把刘家一把火烧了算了”、“多找一些亲友,去把刘家其他五个兄弟打残废了”,村里的一些人七嘴八舌地鼓动着兰家四兄弟。这样的念头当然也在兄弟们心中被燃起,尤其在送葬、砌墓碑、亲友探望等触动情绪的时刻。最为血气方刚的老四,简直把拳头攥成了一双铁锤。老二和老三看着老大,等他拿主意——按兄弟们的说法,“他是大家的精神领袖”。

  就像是对自己生育四个儿子有预感,兰文斌依次以“忠信贤良”为几个儿子取名。儿子们也不负期望,身上都看得到父亲的秉性,尤其老大兰汉忠,几个弟弟对他比较一致的评价是理性、坚强,但也执拗,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怒火每次在兰家升腾起来,老大总是闷声坐一会儿——为了化解哀痛,他在父亲死后开始抽烟。一根烟抽完,他已经说服了自己,然后开始劝慰兄弟:要通过法律来报仇,否则气虽然出了,兰家人也要承担违法犯罪的责任,这肯定是九泉下的父亲不愿看到的。“毕竟兄弟们也都是明事理的,而且他们都听我的,长兄为父啊。”老大说,二弟和三弟也很快冷静下来,他们三个轮流陪着老四,怕他突然冲动。

  村里人显得比兰家人更难容忍“欺凌”与不幸。在他们看来,所谓克制,其实是懦弱甚至不孝的代名词。老大感到压力大得快顶不住了:“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守法,都觉得兰家太无能,时常会有人没好气地问:‘你家的仇还没报啊’。我感觉到处都是白眼,一家人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后来我们三个兄弟出来了,偶尔回村里去也像做贼一样,不敢张扬。”

  丧事料理完,老大把兄弟几个拉到一起,讲出自己的想法——仇是一定要报的,但现在为给父亲治病欠了那么多饥荒,生活都成问题,又何谈报仇?他提出要制定“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除了找凶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债务还清,并有所积蓄,有了钱才能做事;假如五年之内没有结果,第二个五年就要在湖北及周边更广地撒网,找线索,当然其前提就是要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假如还要第三个五年,那么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总有一天要让乡亲们看一看,我们兰家不是窝囊废。就是他刘木柱逃到天边去,我也去把他抓回来!”老四又攥紧了拳头。

  “得想办法出去,在家种地怎么报仇?”老大说。

  半年以后,时年27岁的老大第一个离开了永林村,他要出去“探探路”。几十元盘缠都是勉强凑的,“除了房子没人买,全部家当都变卖了,包括几只鸡鸭。”老大22岁时就是全乡最早一个跑到广州“见世面”的人,他相信外面有更多的活路。这次出门之前,缜密的老大带着老四出去拜师,学了一些汽车修理技术。

  几年之后,看到哥哥在外面有了一些挣钱的路数,家里的欠债也都还清了,老二也决定到潜江城里去,白手起家,做起小生意。“大哥走后,我走到哪都带上老四,他交往能力强,我喜欢在生意上动脑筋,挺互补的。”

  兰家在永林村不能连根拔起啊,兄弟几个商量后,性格最内向的老三留在了村里务农,也负责继续“监视”刘家的动静。“三弟属于那种一天说不上一句话的人,但说一句是一句,不白说。他的性格也适合留守。”这是老大的评价。

  兰家兄弟谋划“五年计划”的时候,刘木柱向一个朋友借了400元钱,已经跑到了四川,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涯开始了,他“学会了夹着尾巴生活”。有着裁缝手艺的他倒是不愁生计,只是他后来对警方交代,最初的几个月他时常处于幻觉之中,总听到警车在夜晚突然响起,硕大的手铐随时会在睡梦中降临。

  不断闪现又破灭的希望

  特别烦躁的时候,老二会有奇怪的想法:万一刘木柱已经死在逃亡的路上了呢?

  永林和马王两个村子之间实在是太近了,几百户居民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兰家兄弟与刘家兄弟可以说互有“耳目”,这边稍有动静,那边可能就做出了反应。这样的寻找与庇护,更像是一场发生在田野之间的侦查与反侦查。

  几年时间里,老大从枝江到荆州又到武昌,换了几个地方打工,为的是尽可能地扩大信息来源。四处奔波的日子里,老大像是魔怔了,逢人就打听周围有没有仙桃出来的,有没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个子小子。有时候得到符合基本条件的,他就想办法接近人家,每次一打眼,都是大失所望。“他不认识我,但他那张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二喜欢从报纸上搜集有用信息,也善于分析,在潜江,他把在外面广交朋友的任务交给了老四,有什么线索,两个人再坐下来研究。

  在老家,老三和姐姐一起搜集着刘家的消息,并反馈到外面几个兄弟那里。

  得到一点哪怕是模糊的线索,他们都要商量一下谁去合适,然后立即动身。“根本不可能仔细辨别消息来源是不是确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老大说。兄弟几个不断地挣到几个辛苦钱,又不断地花到路上,“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也抱怨过,但管不了那么多了。”老大显露出自己执拗的一面。

  听说刘木柱可能在重庆,老大马上扑了过去。刚出车站,钱包和衣物就被偷了,他几乎是一边讨要,一边到处打听那个“湖北来的刘裁缝”。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毫无结果。

  在珠江三角洲密密麻麻的服装厂群落,老大和老二先后去过。他们一家一家地询问,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先问服务员:认识附近的湖北人吗?

  更多的时候,拉网式的查找毫无结果,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些被歹人抢劫、被饿狗追咬之类的惊险遭遇。

  几年前,有消息说刘木柱在北京丰台区做服装生意,老四第一次出了远门,赶到了丰台区。“简直要一条街一条街地询问,又怕打草惊蛇,实在是太难了。”老四咧了咧嘴说,“就差把人行道上的每块砖都搬起来,看看下面是不是藏着线索。”砖下肯定没有线索,倒是脚下藏着危机。走夜路的时候,由于一些窨井井盖被盗,老四两次掉到窨井里,险些把命搭上。

  那次回来和哥哥们讲起北京的经历,老四感到了大家的伤感甚至绝望。“只是寻仇这件事好像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场,互相支撑,也互相牵引。”偶尔会有人想“值不值得”的问题,起码是减少徒劳的查找,但最终没有人说出自己犹豫的心情。

  一年一年的时光流逝,父亲却无法入土为安,焦虑不可避免地出现。每当在报纸上看到哪里的警察成功抓逃的消息,兰家兄弟都会倍感难过,“老天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还是找不到凶手?”

  特别烦躁的时候,老二会有奇怪的想法:万一刘木柱已经死在逃亡的路上了呢?

  机关算尽与野草扎根

  时间和血汗改变了一些东西,但并不足以改变一切,比如刘木柱心底的惶恐和兰家兄弟继续“寻仇”的决心

  事实上,在兰家兄弟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的日子里,当地公安机关也组织着一次又一次追逃行动。潜江公安局的一位干部介绍说,为了抓捕嫌犯刘木柱,警方的累计花销达到了13万元,“直到2003年,全国网上通缉的名单里还有刘木柱,我们一直没有撤案。”他还特别指出,湖北警方曾在国内率先提出过“命案必破”的硬指标,他们不可能放弃抓捕刘木柱的努力。

  隐约传递到刘木柱耳朵里的警方与兰家兄弟的消息,让他感到漫无边际的恐慌。在四川度过了战战兢兢的几年,他决定继续逃亡,西北方向好像生路更广阔些吧,他一边做一些裁缝的零活,一边逃向更远方,直到前面已经无路可逃——他竟然一路逃亡到新疆西北端的尼勒克县。尼勒克县隶属伊宁市,距离潜江市大约4600公里,站在高处,几乎能看到邻国哈萨克斯坦的村落。

  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他曾经几次想到自首。负罪的恐惧和侥幸心理不断地掰着手腕,只是每次胜利的都是后者。随着时间的累积,“侥幸”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容易。

  刘木柱出逃眼看着超过了10年,有一天,老大兰汉忠通过亲戚找到刘木柱的大哥,做出友好的表示,希望可以“私了”。“你看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也不想报仇了,这样吧,你们家拿出1万块钱,算是一个补偿,兰家再不追究了。让你家刘木柱回来安心过日子吧。”他做出很诚恳的姿态,刘家老大被说的动了心:“那我回去想想。”

  这是兰汉忠为人“最不诚实”的一次,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想过私了,只是想设计一个圈套。也许是经人点拨,刘家老大最终放弃了私了的想法,几乎走到兰家老大圈套里的目标,又这么溜掉了。

  兰家一直没放弃“智取”的努力,他们自言“机关算尽”。2001年夏天,在潜江从事小商品批发的老二又得到一个消息:当年和刘木柱一起滋事的一个远房兄弟刘某在城关北门卖鱼。要想办法和他接近,伺机打探刘木柱的下落,又得避免对方觉察到自己的身份,兰家兄弟开始了一个用心良苦的计划。

  在距离刘某仅有几米远的地方,老二租了一个摊位卖起小百货。卖鱼和卖凉鞋可不是近在咫尺的行当,最初的接近并不容易,面对老二偶尔的搭讪,刘某并不愿意理会。一天下来,彼此说不上两句话。

  即将入秋的时候,刘某说起生意不好做,老二附和着,趁机把3双拖鞋送给了刘某,类似的小恩小惠很快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一天,老二假装无意地说起一个报纸上逃犯被抓的报道,“看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有道理啊。”刘某表示不屑,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老二,自己有一个亲戚十多年前犯了案,搬到新疆某县做起生意,“日子过得很不错呢”。

  兰氏兄弟大喜过望,他们判断这个逃犯就是刘木柱。第一时间把线索报告给潜江警方,潜江警方按照兰家兄弟提供的线索,与新疆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协助抓捕。只是,由于刘木柱事先有所察觉,兰家兄弟艰难得到的线索最终没有完成绑缚凶手的使命。

  跑到上海躲避了一段之后,刘木柱又回到新疆,那边有他的妻子——祖籍四川的一位当地女子,还有多病的孩子。刘木柱在2001年也遭遇了家庭悲剧,他的儿子8岁时因先天性心脏病发作而夭亡。刘木柱后来承认,这一打击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失去亲人之痛,也因此多出几分对兰家的愧疚。

  16年的时间,盛装得下足够多的故事,苦难的,辛酸的,或是欣慰的。在经济方面,寻仇的兰家兄弟实现着他们的三个“五年计划”。到了2005年,老大在武汉开起了自己的汽车修理部,老二和老四合伙经营着潜江市惟一的一家电脑洗车店,老三留守村中,凭着不错的瓦匠手艺衣食无忧,还盖起了差不多算是全村最漂亮的二层小楼。

  逃亡者刘木柱也辛苦劳作,竟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像一棵扎下根须的野草,在各民族混居的新疆边陲小城尼勒克,刘木柱渐渐融入当地人之中。在新疆的家,刘木柱改了名字,不过也仅仅是去掉了中间的“木”字。“刘柱”对外宣称自己是四川人,渐渐地,他的面庞像当地人一样晒得红润起来,还留了浓密的胡须,连口音都趋向于那种北疆风味的“普通话”。最初只是做一些服装裁剪生意的他,几年之中相继承包了一片棉田,开了一家小超市和一家小舞厅,圈起一个占地约5亩的院落。仅他家的房子,据村民说就价值16万。

  “千里追顽凶,万年留美名”

  “真的要感谢公安,感谢‘大接访’,16年都没抓到的逃犯,一个多月就归案了。”

  2004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的那阵子,老大的烟抽得格外凶。烟雾缭绕,他有些看不清前方。他跑到潜江去见老二和老四,三兄弟在一起,话题时常回到过往的不幸,这样的见面也让他们彼此觉得有了支撑。“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大说。商量的结果,大家同意老大提的想法——再奋斗几年,留下更好的家业,孩子们也大一些了,兄弟几个就去新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收废品。“挖地三尺也会把他找出来,让他伏法。”老四说。

  2005年5月,老二在报纸上得知,公安机关要搞“局长大接访”,任何人都可以亲自向公安局长反映问题。兰家兄弟自然不肯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商量决定,先由文字表达能力最好的老大给湖北省公安厅的领导写信,要求督办对刘木柱的抓捕,然后再参加“大接访”,亲自找局长。

  在写给省厅的信中,老大有意表现得情绪非常激动。5月19日,“负责外交”的老四在体育场的“大接访”现场见到了潜江市公安局长高金洪。6月18日,高金洪签发了局长督办令,责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和当地竹根滩派出所组成5人工作专班,限期30天破案。

  警方运用侦查手段,很快确定了刘木柱在新疆的大致方位。7月18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特管中队长王俊云和竹根滩派出所副所长王小光远赴新疆,开始了对嫌犯刘木柱的再次抓捕。为了方便辨认凶手,同行的还有一位兰家的亲属。

  7月21日中午,王俊云、王小光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赶到了尼勒克县木思乡二大队——一位当地居民家中摆酒宴,目标嫌疑人受邀正在这里喝酒。

  身高接近1米80的嫌疑人与当地警察早已熟识,他被“配合调查一件事情”为由调离现场。直到上了警车,刘木柱都没有任何警觉,“找我什么事啊?”他很随便地问着当地的警察。

  坐在后排的王小光听得出来,嫌疑人的当地口音中,尾音部分还分明带有湖北方言的一些特征。他先是用普通话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柱。”

  “我的口音你熟不熟?”王小光突然改为潜江本地话。

  “刘柱”愣住了,三四秒的沉默之后,接下来的答问更像是一种本能的抗拒。

  “你是哪里人?”

  “我是四川人。”

  “你一口的仙桃话,还想编什么?!”很快地,王小光的一句“你不觉得对死者家属有愧吗”,让嫌疑人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几天的抓捕,要穿越大片的无人区,很多地方连活物都看不到,干热的气候,特殊的民情,迥异的饮食习惯,都让来自鱼米之乡的王小光非常不适应。从新疆回湖北的漫长押解路上,刘木柱对王小光承认,尽管在尼勒克生活了十多年,他也至今没有真正适应当地的生活。而且,挣的钱越多,越害怕,觉得这些钱财终有一天要化为泡影。“当我听到你的家乡话时,突然变得非常平静,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得到刘木柱归案的消息,兰家四兄弟聚到潜江,他们赶制了一面锦旗送给当地警方:千里追顽凶,万年留美名。他们在这一天拍了四兄弟的第一张合影,晚上喝了一顿“庆贺酒”。

  8月初的差不多一周时间里,潜江电视台连续播放了追逃刘木柱的幕后故事,永林村里的人互相知会,大多数人都看了节目。“没想到啊,他们兄弟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罪。”远房亲戚王老太太说,大家都替兰家感到高兴,“老爷子可以闭眼啦。”

  “真的要感谢公安,感谢‘大接访’,16年都没抓到的逃犯,一个多月就归案了。”像这个漫长故事的其他当事人与旁观者一样,兰汉忠觉得好结局来得如此突然,一切都是那么地不可思议。

编辑: 吴素威纠错:171964650@qq.com

农民四兄弟为寻杀父仇人踏上16年追凶路

稿源: 2005-08-18 16:29:27

  中国宁波网综合消息 为寻杀父仇人,农民四兄弟踏上追凶路,一追16年。

  这是血性的16年,更是理性的16年。

  “如果不是理性地面对突然的灾难,那就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文/记者关军

  在湖北潜江市第一看守所里,34岁的刘木柱近来情绪出现了波动,饭都懒得吃一口。

  作为一场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木柱和抓捕者的“猫鼠游戏”玩得太漫长了。以至于7月28日刘木柱被警方从新疆押解回到湖北的时候,显得异常平静,他甚至告诉记者,时常会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但是当他真的面对铁窗高墙,绝望和困惑重又占据了内心:自己跑出了约4600公里,藏匿了16年,有了妻女和富裕的生活,完全不再像一个逃亡者,可一切还是终结了。

  安分人家的飞来横祸

  “还装死?死了老子也要打!”行凶者拎着木棍,居然在兰文斌身上踩了几下

  1989年2月20日,农历元宵节。下午4点多,湖北潜江竹根滩乡永林村的兰文斌一家早早吃起团圆饭。除了刚结婚的二儿子还在回来的路上,其他三个儿子围在桌前,显得非常兴奋——一年的劳苦中,难得从父母脸上看到这样轻闲惬意的表情。

  “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么大的鱼啊,老大老二成家立业了,也真有孝心,看来咱家的日子熬出头了。”48岁的兰文斌感慨了一番,举起酒杯。

  鱼是老大兰汉忠买的,27岁的他已经是村里的生产小组组长,老大对父亲说:“您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我们都大了,您也该享福了。”

  老大后来意识到,这竟然是他与父亲之间最后的对话。

  酒杯刚端起来,在院子里忙碌的母亲突然看到七八个陌生的青年男子闯了进来,手里分别攥着菜刀或点红刀(一种尺把长的杀猪刀),让这个冬日的午后陡增更多寒气。

  要么拿3000元,要么砍人,领头的“大哥”摇晃着菜刀告诉惊愕中的兰家人,他们必须把一件事情“弄明白”。

  这伙人来自几里之外的仙桃县马王村,其中有刘氏的六个兄弟,另两个是他们的亲属。兰文斌惟一的女儿兰汉娇嫁到马王村后,与这些人都是邻居,平日并无交恶。1988年12月,兰汉娇在家中临产,可惜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就在孩子夭折的同一天,刚结婚的邻居(刘木柱的哥哥)发现自家房间里有血迹,一口咬定是兰汉娇家人带过来的,而且是给刘家带来了“凶兆”,要求赔偿3000元用于刘家换房梁。

  在当地,谁家兄弟多,说话就硬气。面对刘家的非分要求,尚在丧子之痛中的兰汉娇选择了避让,躲回娘家。她不曾想到,刘氏兄弟居然在元宵节追了过来。

  邻居胡老太太看到,来的几个陌生人“霸道得很”,他们开始砸门砸窗,兰家人稍有劝解或反驳,他们就把刀架到人脖子上进行威胁,兰文斌的四儿子兰汉良只有18岁,他挣脱着跑出去,刘家有三个兄弟追出好远,“他们飞起菜刀,砍到了我的棉大衣上。”老四对那个场景心有余悸。

  “他们兰家人都非常的老实、本分。”胡老太太回忆说,兰文斌是村里难得的土秀才,家里的书就有三大木箱子,各家的对联都会求他来写。兰文斌平时对子女的教导也是要有修养、多忍让、讲道理。

  这一天,当乡亲们闻讯赶来,看到兰文斌正试图和刀光中的几兄弟讲讲道理,比如所谓“凶兆”是迷信,比如兰家不该承担责任,比如凡事要理智……他还没说几句,刘家最小的兄弟刘木柱突然抓起棉梗堆里的一根粗木棍,在兰家人和邻居们面露惊愕的瞬间,木棍已经重重地砸到兰文斌的头顶。离父亲最近的老三兰汉贤说,他眼看着父亲脸上的肌肉瞬间抽搐了一下,吭都没吭一声,身子一歪,很软很安静地倒了下去。

  “还装死?死了老子也要打!”行凶者拎着木棍,居然在兰文斌身上踩了几下。老大和老三对行凶者的残忍和嚣张印象太深了。“他们甚至阻止我们把父亲送到医院,直到邻居越聚越多。”

  老二兰汉信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抢救兰文斌的人群。据他回忆,被送到县城脑科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大小便的能力,只能靠呼吸机和一些导管维持生命。医生说,棍击导致颅骨塌陷,脑内淤血严重。

  几个孩子开始每天轮流看护。“那段日子令人窒息。”老大说,明知道父亲还活着,却看不到他任何的表情,更谈不上交流,与生死相隔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用手指在父亲眼前晃动,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毫无反应。“直到现在,我走进那家医院,都有心被刺痛的感觉。”

  伤害发生后,当地警方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捕,可惜刘木柱早已闻风而逃。其他几个滋事的兄弟陆续被抓到,受到了刑事拘留等处罚。

  深度昏迷持续了三十多天后,3月26日,兰文斌带着他的安静离开了人世。

  只许成功的“五年计划”

  砌完一米左右的墓碑,老大在前后各写了一个字:申,冤

  为兰文斌送葬的时候,乡亲们念叨起这个中年人的学养和宽厚,不胜唏嘘,尽管这样的“文化人”看上去在村子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孩子们则悲凉地想起父亲的辛劳。老二还记得,父亲曾背着百十来斤的粉条,带着年幼的他走出一百多里,想到洪湖卖出之后换一些买馍的钱,结果没卖出去,又背了回来。尤其让孩子们心痛的,是父亲的那一句“咱家的日子快熬出头了”。

  由于兰文斌是意外屈死,兰家兄弟在门前不远处的田里砌了一个简易墓碑,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下面。他们商定,什么时候抓到了刘木柱,父亲可以瞑目了,再把骨灰郑重地迁到祖坟去。砌完一米左右的墓碑,老大在前后各写了一个字:申,冤。

  在永林村人看来,杀父之仇,是要报的,何况兰家并不缺儿子。“趁着夜里去马王村,把刘家一把火烧了算了”、“多找一些亲友,去把刘家其他五个兄弟打残废了”,村里的一些人七嘴八舌地鼓动着兰家四兄弟。这样的念头当然也在兄弟们心中被燃起,尤其在送葬、砌墓碑、亲友探望等触动情绪的时刻。最为血气方刚的老四,简直把拳头攥成了一双铁锤。老二和老三看着老大,等他拿主意——按兄弟们的说法,“他是大家的精神领袖”。

  就像是对自己生育四个儿子有预感,兰文斌依次以“忠信贤良”为几个儿子取名。儿子们也不负期望,身上都看得到父亲的秉性,尤其老大兰汉忠,几个弟弟对他比较一致的评价是理性、坚强,但也执拗,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怒火每次在兰家升腾起来,老大总是闷声坐一会儿——为了化解哀痛,他在父亲死后开始抽烟。一根烟抽完,他已经说服了自己,然后开始劝慰兄弟:要通过法律来报仇,否则气虽然出了,兰家人也要承担违法犯罪的责任,这肯定是九泉下的父亲不愿看到的。“毕竟兄弟们也都是明事理的,而且他们都听我的,长兄为父啊。”老大说,二弟和三弟也很快冷静下来,他们三个轮流陪着老四,怕他突然冲动。

  村里人显得比兰家人更难容忍“欺凌”与不幸。在他们看来,所谓克制,其实是懦弱甚至不孝的代名词。老大感到压力大得快顶不住了:“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守法,都觉得兰家太无能,时常会有人没好气地问:‘你家的仇还没报啊’。我感觉到处都是白眼,一家人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后来我们三个兄弟出来了,偶尔回村里去也像做贼一样,不敢张扬。”

  丧事料理完,老大把兄弟几个拉到一起,讲出自己的想法——仇是一定要报的,但现在为给父亲治病欠了那么多饥荒,生活都成问题,又何谈报仇?他提出要制定“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除了找凶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债务还清,并有所积蓄,有了钱才能做事;假如五年之内没有结果,第二个五年就要在湖北及周边更广地撒网,找线索,当然其前提就是要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假如还要第三个五年,那么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总有一天要让乡亲们看一看,我们兰家不是窝囊废。就是他刘木柱逃到天边去,我也去把他抓回来!”老四又攥紧了拳头。

  “得想办法出去,在家种地怎么报仇?”老大说。

  半年以后,时年27岁的老大第一个离开了永林村,他要出去“探探路”。几十元盘缠都是勉强凑的,“除了房子没人买,全部家当都变卖了,包括几只鸡鸭。”老大22岁时就是全乡最早一个跑到广州“见世面”的人,他相信外面有更多的活路。这次出门之前,缜密的老大带着老四出去拜师,学了一些汽车修理技术。

  几年之后,看到哥哥在外面有了一些挣钱的路数,家里的欠债也都还清了,老二也决定到潜江城里去,白手起家,做起小生意。“大哥走后,我走到哪都带上老四,他交往能力强,我喜欢在生意上动脑筋,挺互补的。”

  兰家在永林村不能连根拔起啊,兄弟几个商量后,性格最内向的老三留在了村里务农,也负责继续“监视”刘家的动静。“三弟属于那种一天说不上一句话的人,但说一句是一句,不白说。他的性格也适合留守。”这是老大的评价。

  兰家兄弟谋划“五年计划”的时候,刘木柱向一个朋友借了400元钱,已经跑到了四川,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涯开始了,他“学会了夹着尾巴生活”。有着裁缝手艺的他倒是不愁生计,只是他后来对警方交代,最初的几个月他时常处于幻觉之中,总听到警车在夜晚突然响起,硕大的手铐随时会在睡梦中降临。

  不断闪现又破灭的希望

  特别烦躁的时候,老二会有奇怪的想法:万一刘木柱已经死在逃亡的路上了呢?

  永林和马王两个村子之间实在是太近了,几百户居民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兰家兄弟与刘家兄弟可以说互有“耳目”,这边稍有动静,那边可能就做出了反应。这样的寻找与庇护,更像是一场发生在田野之间的侦查与反侦查。

  几年时间里,老大从枝江到荆州又到武昌,换了几个地方打工,为的是尽可能地扩大信息来源。四处奔波的日子里,老大像是魔怔了,逢人就打听周围有没有仙桃出来的,有没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个子小子。有时候得到符合基本条件的,他就想办法接近人家,每次一打眼,都是大失所望。“他不认识我,但他那张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二喜欢从报纸上搜集有用信息,也善于分析,在潜江,他把在外面广交朋友的任务交给了老四,有什么线索,两个人再坐下来研究。

  在老家,老三和姐姐一起搜集着刘家的消息,并反馈到外面几个兄弟那里。

  得到一点哪怕是模糊的线索,他们都要商量一下谁去合适,然后立即动身。“根本不可能仔细辨别消息来源是不是确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老大说。兄弟几个不断地挣到几个辛苦钱,又不断地花到路上,“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也抱怨过,但管不了那么多了。”老大显露出自己执拗的一面。

  听说刘木柱可能在重庆,老大马上扑了过去。刚出车站,钱包和衣物就被偷了,他几乎是一边讨要,一边到处打听那个“湖北来的刘裁缝”。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毫无结果。

  在珠江三角洲密密麻麻的服装厂群落,老大和老二先后去过。他们一家一家地询问,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先问服务员:认识附近的湖北人吗?

  更多的时候,拉网式的查找毫无结果,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些被歹人抢劫、被饿狗追咬之类的惊险遭遇。

  几年前,有消息说刘木柱在北京丰台区做服装生意,老四第一次出了远门,赶到了丰台区。“简直要一条街一条街地询问,又怕打草惊蛇,实在是太难了。”老四咧了咧嘴说,“就差把人行道上的每块砖都搬起来,看看下面是不是藏着线索。”砖下肯定没有线索,倒是脚下藏着危机。走夜路的时候,由于一些窨井井盖被盗,老四两次掉到窨井里,险些把命搭上。

  那次回来和哥哥们讲起北京的经历,老四感到了大家的伤感甚至绝望。“只是寻仇这件事好像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场,互相支撑,也互相牵引。”偶尔会有人想“值不值得”的问题,起码是减少徒劳的查找,但最终没有人说出自己犹豫的心情。

  一年一年的时光流逝,父亲却无法入土为安,焦虑不可避免地出现。每当在报纸上看到哪里的警察成功抓逃的消息,兰家兄弟都会倍感难过,“老天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还是找不到凶手?”

  特别烦躁的时候,老二会有奇怪的想法:万一刘木柱已经死在逃亡的路上了呢?

  机关算尽与野草扎根

  时间和血汗改变了一些东西,但并不足以改变一切,比如刘木柱心底的惶恐和兰家兄弟继续“寻仇”的决心

  事实上,在兰家兄弟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的日子里,当地公安机关也组织着一次又一次追逃行动。潜江公安局的一位干部介绍说,为了抓捕嫌犯刘木柱,警方的累计花销达到了13万元,“直到2003年,全国网上通缉的名单里还有刘木柱,我们一直没有撤案。”他还特别指出,湖北警方曾在国内率先提出过“命案必破”的硬指标,他们不可能放弃抓捕刘木柱的努力。

  隐约传递到刘木柱耳朵里的警方与兰家兄弟的消息,让他感到漫无边际的恐慌。在四川度过了战战兢兢的几年,他决定继续逃亡,西北方向好像生路更广阔些吧,他一边做一些裁缝的零活,一边逃向更远方,直到前面已经无路可逃——他竟然一路逃亡到新疆西北端的尼勒克县。尼勒克县隶属伊宁市,距离潜江市大约4600公里,站在高处,几乎能看到邻国哈萨克斯坦的村落。

  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他曾经几次想到自首。负罪的恐惧和侥幸心理不断地掰着手腕,只是每次胜利的都是后者。随着时间的累积,“侥幸”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容易。

  刘木柱出逃眼看着超过了10年,有一天,老大兰汉忠通过亲戚找到刘木柱的大哥,做出友好的表示,希望可以“私了”。“你看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也不想报仇了,这样吧,你们家拿出1万块钱,算是一个补偿,兰家再不追究了。让你家刘木柱回来安心过日子吧。”他做出很诚恳的姿态,刘家老大被说的动了心:“那我回去想想。”

  这是兰汉忠为人“最不诚实”的一次,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想过私了,只是想设计一个圈套。也许是经人点拨,刘家老大最终放弃了私了的想法,几乎走到兰家老大圈套里的目标,又这么溜掉了。

  兰家一直没放弃“智取”的努力,他们自言“机关算尽”。2001年夏天,在潜江从事小商品批发的老二又得到一个消息:当年和刘木柱一起滋事的一个远房兄弟刘某在城关北门卖鱼。要想办法和他接近,伺机打探刘木柱的下落,又得避免对方觉察到自己的身份,兰家兄弟开始了一个用心良苦的计划。

  在距离刘某仅有几米远的地方,老二租了一个摊位卖起小百货。卖鱼和卖凉鞋可不是近在咫尺的行当,最初的接近并不容易,面对老二偶尔的搭讪,刘某并不愿意理会。一天下来,彼此说不上两句话。

  即将入秋的时候,刘某说起生意不好做,老二附和着,趁机把3双拖鞋送给了刘某,类似的小恩小惠很快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一天,老二假装无意地说起一个报纸上逃犯被抓的报道,“看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有道理啊。”刘某表示不屑,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老二,自己有一个亲戚十多年前犯了案,搬到新疆某县做起生意,“日子过得很不错呢”。

  兰氏兄弟大喜过望,他们判断这个逃犯就是刘木柱。第一时间把线索报告给潜江警方,潜江警方按照兰家兄弟提供的线索,与新疆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协助抓捕。只是,由于刘木柱事先有所察觉,兰家兄弟艰难得到的线索最终没有完成绑缚凶手的使命。

  跑到上海躲避了一段之后,刘木柱又回到新疆,那边有他的妻子——祖籍四川的一位当地女子,还有多病的孩子。刘木柱在2001年也遭遇了家庭悲剧,他的儿子8岁时因先天性心脏病发作而夭亡。刘木柱后来承认,这一打击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失去亲人之痛,也因此多出几分对兰家的愧疚。

  16年的时间,盛装得下足够多的故事,苦难的,辛酸的,或是欣慰的。在经济方面,寻仇的兰家兄弟实现着他们的三个“五年计划”。到了2005年,老大在武汉开起了自己的汽车修理部,老二和老四合伙经营着潜江市惟一的一家电脑洗车店,老三留守村中,凭着不错的瓦匠手艺衣食无忧,还盖起了差不多算是全村最漂亮的二层小楼。

  逃亡者刘木柱也辛苦劳作,竟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像一棵扎下根须的野草,在各民族混居的新疆边陲小城尼勒克,刘木柱渐渐融入当地人之中。在新疆的家,刘木柱改了名字,不过也仅仅是去掉了中间的“木”字。“刘柱”对外宣称自己是四川人,渐渐地,他的面庞像当地人一样晒得红润起来,还留了浓密的胡须,连口音都趋向于那种北疆风味的“普通话”。最初只是做一些服装裁剪生意的他,几年之中相继承包了一片棉田,开了一家小超市和一家小舞厅,圈起一个占地约5亩的院落。仅他家的房子,据村民说就价值16万。

  “千里追顽凶,万年留美名”

  “真的要感谢公安,感谢‘大接访’,16年都没抓到的逃犯,一个多月就归案了。”

  2004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的那阵子,老大的烟抽得格外凶。烟雾缭绕,他有些看不清前方。他跑到潜江去见老二和老四,三兄弟在一起,话题时常回到过往的不幸,这样的见面也让他们彼此觉得有了支撑。“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大说。商量的结果,大家同意老大提的想法——再奋斗几年,留下更好的家业,孩子们也大一些了,兄弟几个就去新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收废品。“挖地三尺也会把他找出来,让他伏法。”老四说。

  2005年5月,老二在报纸上得知,公安机关要搞“局长大接访”,任何人都可以亲自向公安局长反映问题。兰家兄弟自然不肯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商量决定,先由文字表达能力最好的老大给湖北省公安厅的领导写信,要求督办对刘木柱的抓捕,然后再参加“大接访”,亲自找局长。

  在写给省厅的信中,老大有意表现得情绪非常激动。5月19日,“负责外交”的老四在体育场的“大接访”现场见到了潜江市公安局长高金洪。6月18日,高金洪签发了局长督办令,责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和当地竹根滩派出所组成5人工作专班,限期30天破案。

  警方运用侦查手段,很快确定了刘木柱在新疆的大致方位。7月18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特管中队长王俊云和竹根滩派出所副所长王小光远赴新疆,开始了对嫌犯刘木柱的再次抓捕。为了方便辨认凶手,同行的还有一位兰家的亲属。

  7月21日中午,王俊云、王小光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赶到了尼勒克县木思乡二大队——一位当地居民家中摆酒宴,目标嫌疑人受邀正在这里喝酒。

  身高接近1米80的嫌疑人与当地警察早已熟识,他被“配合调查一件事情”为由调离现场。直到上了警车,刘木柱都没有任何警觉,“找我什么事啊?”他很随便地问着当地的警察。

  坐在后排的王小光听得出来,嫌疑人的当地口音中,尾音部分还分明带有湖北方言的一些特征。他先是用普通话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柱。”

  “我的口音你熟不熟?”王小光突然改为潜江本地话。

  “刘柱”愣住了,三四秒的沉默之后,接下来的答问更像是一种本能的抗拒。

  “你是哪里人?”

  “我是四川人。”

  “你一口的仙桃话,还想编什么?!”很快地,王小光的一句“你不觉得对死者家属有愧吗”,让嫌疑人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几天的抓捕,要穿越大片的无人区,很多地方连活物都看不到,干热的气候,特殊的民情,迥异的饮食习惯,都让来自鱼米之乡的王小光非常不适应。从新疆回湖北的漫长押解路上,刘木柱对王小光承认,尽管在尼勒克生活了十多年,他也至今没有真正适应当地的生活。而且,挣的钱越多,越害怕,觉得这些钱财终有一天要化为泡影。“当我听到你的家乡话时,突然变得非常平静,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得到刘木柱归案的消息,兰家四兄弟聚到潜江,他们赶制了一面锦旗送给当地警方:千里追顽凶,万年留美名。他们在这一天拍了四兄弟的第一张合影,晚上喝了一顿“庆贺酒”。

  8月初的差不多一周时间里,潜江电视台连续播放了追逃刘木柱的幕后故事,永林村里的人互相知会,大多数人都看了节目。“没想到啊,他们兄弟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罪。”远房亲戚王老太太说,大家都替兰家感到高兴,“老爷子可以闭眼啦。”

  “真的要感谢公安,感谢‘大接访’,16年都没抓到的逃犯,一个多月就归案了。”像这个漫长故事的其他当事人与旁观者一样,兰汉忠觉得好结局来得如此突然,一切都是那么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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