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郭敬明:争议 市场属于他们,文学还很遥远
2008年9月9日。凌晨的钟声已经敲响,郭敬明还未休息。他刚刚更新了自己的博客。
“突然间发现,离我上次出版长篇《悲伤逆流成河》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在自我恭喜2007年度《悲伤》获得全国开卷检测销量第一名之后,我不由得想,2008年的《小时代》能否继续第一名呢,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用2008年剩下的2个月的时间内的销量,去和别人12个月的销量竞争……”随后,他用八个感叹号为自己的新书做了一个广告:
“希望抢到限量版的朋友们,赶快去各大书店预定吧!!不要和你身边的人客气,踩着他们的尸体走过去!用刀砍出一条血路来!!29.8元面前人人平等!!!”
十二天后,即9月21日,郭敬明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次日晚上,10点37分,郭敬明以“小四”的用户名登陆“刻下来的幸福时光”论坛,在《小时代》讨论区贴出题为“《小时代》9月24号全国提前上市!”的紧急通知。“终于悲剧诞生了,我输给了发行管理部的压力,发行部输给了全国代理商的压力,代理商输给了读者们的人肉催书计划……总而言之,妖蛾子们,你们赢了!你们成功地逼得小时代10月1日上市的计划活生生提前到了9月24!……”
9月25日,身着西装面带微笑的郭敬明在京出席了《小时代》新书首发仪式。该书出版者依然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黄金搭档”金丽红与黎波,文学评论家张颐武等人前来捧场。据黎波透露,《小时代》第一季首印10万册精装限量版三天内售罄,“普通简装版90万册的70%也通过零售商预售完毕。”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金丽红则带来了作家刘震云的话:“书名太好了,你们一定要转告郭敬明。”
“王蒙、王朔当年都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脱颖而出,由于时代的关系王蒙被流放新疆,王朔当时不被社会认可,郭敬明他们确实赶上了一个好的环境”。金丽红说,“现在的市场应该是郭敬明这批人的。”
10月13日下午两点半,上海大连路。一身休闲打扮的郭敬明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头戴太阳帽、身着T恤和牛仔裤,卓尔不群,瘦而不弱。对于市场和文学,郭敬明有自己的观点:“当书籍还摆在书店里贩卖的一天,当书本背后依然标注着定价的一天,作品就依然还是一种商品,商品只有被购买了,才具有价值。否则,标榜得再厉害的作品,失去了购买力,就什么都不是。”
说到文学梦想,他的回答耐人寻味:“老实说,我并没有希望成为一个最顶尖的作家,我的目标是在另外的领域。”然而,颇为有趣的是,此前记者在北京、武汉、合肥、成都、上海、西安等地进行调查时,在不少书店看到郭敬明作品集与鲁迅、李敖、村上春树、王小波、钱穆、沈从文、南怀瑾、黄仁宇等人的作品集放在一起,被列入“名家名著”。
武汉华龙书刊发行社总经理黄建祥告诉记者:“今年卖得最好的书就是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每期都能走货2.8到3万册,”至于《小时代》,他进2万册——而像华龙这样参加《小时代》预购的书店,在国内26个省市书店中有近70家。这意味着,如果每家书店都能拿2万册,《小时代》的销量将以百万计。
然而,这种畅销背后也蕴含着争议,并且,这种争议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圈,也体现在图书界。在安徽合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公司老总表示,自己卖过不少郭敬明的作品,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也是郭的忠实粉丝,“觉得他细皮嫩肉,超级有型!”
上述人士表示,“郭敬明的作品对孩子们的影响,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就我的了解,在青少年群体中,郭敬明的影响力远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此,他显得忧心忡忡,“郭敬明的读者大部分是初中生和高中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思想多不稳定,他们可以几天不吃早餐,把钱省下来买郭敬明的作品和他编的书,而郭敬明的书中,消极的东西太多,包括怀孕、堕胎、自杀,这些都是他的小说因素,孩子们看了,肯定有负面影响。”
70后施袁喜:转型 离诗歌远一点,离现实近一点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云南大理晴间多云,无风。
刚过而立之年的施袁喜,早上睡到自然醒,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北京。“朋友告诉我,昆明公交车发生连环爆炸,让我和家人注意安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感佩于互联网的伟大,使消息瞬间得以流布。”起床后,施袁喜没洗脸,就蹲在桌边抽烟,“想,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中?”后来他告诉我,“烟雾太大,想不明白。”
时光逆转到1977年3月22日,中国文革最后一年的春天,施袁喜出生在云南南涧乡村一个彝族家庭。“像安徒生的童年那样,我童年的沙乐河边,也有一座小磨坊,父亲一度是那里的主人,一个人孤独地守着哗哗转动的水轮。”初中时期,施袁喜开始写作。
最早是写诗,“一部分诗歌发表在南涧周围的杂志报刊上,日积月累,剪下来贴成的本子渐渐厚实起来,然后莫名其妙地丢失……”18岁那年,他带着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孩子读一些难懂的诗歌,创办学社,编辑校刊。高中时,他参加了某校园文学大赛,同台竞技的均为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不起眼的高中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力压群雄,拔得头筹。
1997年,云南大学对这个出过诗集、获过文学奖的“少年天才”网开一面,将他录进了人文学院。进大学后,“我煞有其事地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日读书,装得像个知识分子,替世纪末的文学状况担忧,叹我身才华空负……”当然,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他也时常迷惑无绪,“有时整日拎着酒瓶,在校园转来转去。”
从1993年开始,施袁喜以《黑哀牢》为总题写了一大批诗歌,“一记闪电/扑在窗台上/雷声是你爹/吼着敲门”“牛羊在坡上吃草/你吃什么/五谷杂粮/和往事”,这些电闪雷鸣般的作品最开始在朋友内部传播,后来被发到网上。
一次,“中间代”代表诗人安琪无意中在审视诗歌论坛上读到这些诗歌,激动不已,“一种按捺不住的发现优秀诗歌的狂喜抓住了我,我的眼眶湿润,心跳加速,后背发麻,前胸紧堵……”安琪说,每当自己看到好作品,“就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使之更为广泛的流传。”
大学毕业后,怀揣文学梦想的施袁喜只身打马来帝京。之后,像大部分北漂一样,不停地搬家,成摞的诗歌跟着也跟着他从甲地到乙地。“完全是一头理想主义的豹子呀!”不久,他投身在传媒界负有盛名的《经济观察报》,“在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怀尧访谈录》采访的从外地到北京的文学青年中,有近60%的人会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投身于报社、杂志社、图书公司、网络媒体等单位,并等待时机寻求转型,施袁喜即是其一。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离开报社跳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因为出色的编辑水准,很快升到主任编辑的职务。等到他离开这家出版社跳到中央电视台时,已经留下了一连串的成绩:先是个人诗选《白乌鸦 黑乌鸦》出版并受到诗歌界瞩目;酒后随手写下的《乌撒牧歌》被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乐队山鹰组合演绎后广为传唱;2005年责编的《富兰克林自传》获得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知识工程推荐书目重点图书”荣誉奖项;2006年责编的李银河作品《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梵高自传》则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程。
“再干下去,搞个国家图书奖、五个一什么奖的也未尝不可。” 已经离开出版社两年多的施袁喜笑笑说,“这些迟到的荣誉,说明我稍微不小心,工作稍微认真点,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奖项。”随后他笑声更大,“遗憾啊,我这个一直在写作,而且和出版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没有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对于那些通过写作致富的人,他希望增加得更猛烈些,“作家成富豪的背后,更多地沉积着辛酸的血泪,以及艰苦卓绝的劳动。”
刚来北京的时候,施袁喜没想过自己会在北京停留到30岁,也没想过会做电视。“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态,能否以3年为时间段:3年报纸,3年出版,3年电视……如此下去,在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单位里,卑微地耗尽余生。”他若有所思,“人生没有几个3年。”
2008年4月期间,施袁喜离开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云南。“专事陪老婆,因为快要当爸爸了。”4月22日,他在个人的网络空间呐喊:“如有朋友来云南,请在昆明刹一脚。”
现在,这个一直在转型的写作者,是香港某传媒集团的杂志执行主编,该刊的部分编辑工作,可以在云南完成。“孩子就要来到世上,惊喜又慌张。”施袁喜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昆明,连云朵都慢腾腾的,不想干事,他说,在昆明,“下雨就冷,很容易就开始想念那些在北京的人。”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我收到施袁喜的短信,他已经是一位父亲了。“千金难得,是个公主,小家伙刚生下来时,重六斤六量。”短信结尾处,是个笑脸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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