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杨黎：四十多岁，骂骂咧咧怀揣梦想
2008年10月27日。成都，细雨纷飞湿人衣。
头天晚上，杨黎和李亚伟、颜歌等一帮朋友喝酒直至深夜，等到聚会结束他晃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睡了大概八个小时，手机响起，杨黎被吵醒，等接完电话，睡意已经全无。
是日下午，在位于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杨黎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专访，这是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对话。
1962年生于成都的杨黎，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诗人韩东曾说：“如果天上掉一块石头要砸中一个天才，那被砸的人一定是杨黎。”然而，在部分公众和媒体人眼里，这个“天才”声名欠佳，甚至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究其原因，这和他的几次策划有关。
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之后，杨黎为其打抱不平，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会上，他的朋友、诗人苏菲舒出其不意的裸体而诵，一时间引来众多讨伐之声，事后有人指责杨黎是该事件的幕后主使；2007年1月23日，杨黎又把自己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房子，声称在整整一年时间内，他不上网、不打电话、不发短消息、不与人接触、不看书报，除了吃喝拉撒就只有写作。但是正好如同质疑他的媒体所料，杨黎很快丢盔弃甲——在那所冰冷的水泥房子里，他只待了十一天。
对于这些广受诟病的事件，杨黎不愿过多解释，只是笑着说：“我不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话，因为地太深了，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所以还是需要折腾。”他更愿意聊的，是关于写作的话题。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大部分书是20岁之前看的，20岁之后，我就看得很少了。”最初，他看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后来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名著，“找不到书看就满世界找人借。”
初中二年级起，杨黎开始有意识的创作，而且上手就是长篇小说。具体写了多少字，现在已记不清，“反正写了很久很久，厚厚的一摞纸。”到了高考前夕，他满脑子想的是“赶紧毕业吧”，在他看来，学校生活是不自由的，“毕业后就可以自由的支配时间，开始专业写作。”更重要的是，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杨黎，“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认为念大学是浪费时间。”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高考揭榜之后，杨黎名落孙山。
从学校出来后，十七岁的杨黎就直接去了银行工作，并且一工作就是四年。期间，他继续小说创作，同时开始诗歌写作。但小说字数偏多，“我嫌麻烦，写了还要抄，所以更喜欢诗歌创作。”此后，他还认真阅读一些西方哲学专著，“比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之类。”
一边上班一边创作的生活，杨黎感觉还是不自由，于是辞职。1983年，二十一岁的杨黎写出后来广受文学界好评的《怪客》，并结识了一帮作家朋友，开始创办地下文学刊物。
时间水一样的流走，很快十年过去了。杨黎发现，整天和文学纠缠在一起，也不是办法，“没有钱呀，但是要吃饭。”1992年，刚满而立之年的杨黎下海经商。此时，他的想法明朗而坚决：“等挣够了十万，就转身回来写作。”此后，他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告公司。再后来，他跳出来单干，而且干得不错，“三年的时间，公司成了成都市十大广告公司之一”。
但这并没有给杨黎带来成就感，相反，每当别人喊他“杨总”时，他竟会有些不知所措。“老实讲，内心深处不想成为商人，还是希望回到文学创作。”1997年底，杨黎痛下决心，关闭了公司。我问他，开公司的那几年，是不是挣了不少钱，毕竟公司都被评为十大了。杨黎摇头，“除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
再次回到写作现场的杨黎，在感觉身心舒坦的同时，很快又遇到生存问题。情非得已，他给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一些媒体撰稿，“但从来不用真名，而且笔名也是不停地换。”在他看来，那些文章只是为稻粮谋，写得很矫情，“如果署自己的名字，现在肯定脸红。”
2001年，杨黎只身去了北京，期间逢年过节才回成都。“到今年为止，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七年，但上班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专业作家的时代。”只是这个“专业写作时代”，他挣钱不多，还得靠女友接济才能过活。这期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小杨与马丽》和关于第三代的专著《灿烂》。
2002年底，杨黎完成个人首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时段。每天中午起床，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移动的距离非常短，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只有当我偶尔抬头，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
《向毛主席保证》因杰出的叙述和诗性的语言，在文学圈内快速流传。遗憾的是，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不得已，杨黎将书名改为《少年烧》，“这样一来，又没有市场——啊，市场，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过气。”灯光下，杨黎眼光闪烁，表情复杂，看得出，这个人很不甘心。
2008年五月期间，曾经办过地下文学刊物的杨黎，决定自己“出版”这部小说，“算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小说限额印刷了300本，每本独家300元。“我为它们编上了号，从001到300，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而且此书并永不再版。”截至目前为止，杨黎发出去的书有157本，买书的主要是他的朋友。收到的书款让杨黎支付了印刷费、还了一些债，“交了一年的房租和度过了千年难遇的地震”。这些书如果顺利卖完，杨黎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
“这些钱，会帮助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在这两年中，我会再写一本小说，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我问他，如何看待目前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两极分化，他说，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富豪作家不等于写得好，穷作家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差，——其实各有各的命。“我有我的快乐，作家不管穷富，都不要相互攻击。”
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杨黎总结后认为是“不自由”：“事实上，不光是我，我这一代人，实际上都很不自由，总是奔波在理想的道路上，在生活和创作中来回折腾，心中的忧虑从未消失，从未。”分别之际，雨还在下，我问了杨黎一个题外话，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喜欢什么样的人。想了想，他轻声说：“我喜欢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50后阎连科：焦虑 写不出经典，他们将终身遗憾
2008年夏，即将召开奥运会的北京城一派盛世景象，阎连科却心事重重。
他耗时两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今年第2期的《西部·华语文学》发表后，引来一些不太友好的流言，“有人说这小子是挖我们北大的祖坟，挖我们教育的祖坟”。
这部小说的出版异常艰难。先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因为阎连科的敏感给退了；接着是北京某出版社要出，阎连科也为此做了修改，可后来领导一审查，又提了将近20条意见，其中有两条是小说调子太灰暗、没有正面人物；再后来又给了东方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才终于出版”。
无独有偶。1994年，阎连科的小说《夏日落》遭到组织上的批评，为此他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之后，他的创作就开始了不平静的命运。《日光流年》是业内最叫好的一部，接下来的《坚硬如水》和《受活》争论此起彼伏，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也正因其道德担当以及对中国现实深处的一次次逼视和写作的对峙，而获得广泛尊重和赞赏的阎连科，却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太为剑拔弩张和与现实水火不容，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还太过温和，“没有对现实表达出最真实的惨烈与震撼而心怀遗憾”。一个作家的真诚，促使他要在“愤怒与激情的积累”之后才能写作，这在中国作家中当为一个写作的个案。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阎连科格外冷静，如同一个精准的摆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自由来回。和莫言、贾平凹的人生经历相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田湖镇。他是家里出生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母都是两眼不识字的农民。“30多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奢侈和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
十七八岁时，阎连科读了张抗抗的《分界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张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当时，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于是，他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着熄灯的，怕费油。家里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深夜，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过油。”
1978年秋，20岁的阎连科应征入伍。不久，他的小说《天麻的故事》的发表“震惊”全团。到1985年，27岁的阎连科已经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是和别人对比后，发现差别太大，正好有机会，就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去了。”
在军艺期间，阎连科奋笔疾书，发表也一帆风顺。但写着写着，感觉身体不行了。“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1991年从军艺毕业后，阎连科每天写作两小时，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但是，近年写作长篇，还是每年都会犯病。写长篇太耗神，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很烦恼，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有时我会更痛苦。”
离开老家三十年的阎连科，依靠写作在北京建立了家庭和名声，但并未因此而腰缠万贯，有时为了挣钱，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也会写写剧本。“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只需要有娱乐，这是我最讨厌的。同时，写电视剧久了，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这是我必须警惕的。”
《风雅颂》的写作是一次突破，50岁的阎连科希望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突破，“突破一切的主义，写出我自己的作品。”当然，他需要突破的，不仅仅是创作。
都市和乡村的彷徨一直困扰着阎连科。作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阎连科却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这是一个权力中心，是文化的名利场中心，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我的户口、妻子、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但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
曾连续几年，他琢磨着落叶归根，回老家打发余生。“但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园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
他为前半生作的总结是：“如此的没有意义，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就是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文/吴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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