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原北仑照相馆摄影师周和康向记者演示当年从霞浦照相馆买来的老式座机。(记者孙红军摄)
图为柴桥新华照相馆遗址，如今已经成为一家床上用品商店。(记者孙红军摄)
北仑新闻网讯（记者 张敛）说起北仑的老照相馆，锦云、新华、光华、积善堂、北仑等这些店名，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作为曾经的时尚中心，这些老式照相馆用影像记录了北仑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如今，虽然它们已经消失在北仑的街头，但它们的过去依旧留存在北仑人的心底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新碶最好的照相馆叫北仑照相馆
找老店，去老街。上午十点左右，走进新碶西街，耳边顿时传来摩托车、电瓶车与汽车彼此争道互鸣的喇叭声，煞是热闹。听上一代北仑人讲，西街又叫老街，曾经是新碶最繁华的街区。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里百货商店、照相馆、饭馆、服装店等店铺林立，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引领着北仑的时尚潮流。现在这里冷清了不少，大多数商铺也因店主疏于打理而显得“黯然失色”。
然而，有一块崭新的招牌，以它鲜亮的色彩，吸引了过往人们的眼球：深蓝的底色、五颜六色的烟花点缀、白色的大字。顺着招牌的指引，我们拐进了街边的小巷，找到了这家“阿六照相馆”：店铺面积大约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分成接待和拍摄两块区域，摆放着相机、相片、照明灯、小木马、绒毛玩具等器械和道具，装修简约而充满童趣。
店主叫周和康，在家中排行第六，人称“阿六师傅”，是一个沉稳又不失热情的中年摄影师，经营这家店已近二十年。问及目前的经营情况，他笑了笑说，照相馆的主要业务是拍家庭照、儿童照和证件照，这两年数码相机普及了，业务量明显减少。
“想当年，我在照相馆当摄影师，一到过年，门口肯定排队。”周和康边说，边将我们领到了老街与东碶路的交汇处：那里有一幢两层小楼，外墙装饰已经发黑，底层是几家略显凌乱的小店，拾阶而上，向左略拐，便看到一家台球房。他告诉我们，七十年代末，这里曾是北仑照相馆，“是当时新碶最好的照相馆”，里里外外的布置是他的叔叔周梦星设计的。
那时，馆里配有一台笨重而古老的黑白座机。机身常年用一块一面红一面黑的厚布罩着，底部安装有四个小滑轮，可以自由移动，用来对焦。“长得和我那老宝贝一模一样。”他狡黠地眨了眨眼，带着我们回到“阿六照相馆”的库房，一脸神秘地揭开角落里的一块黑布，一台老式座机赫然在目。
“这是暗盒，这里装镜头，这橡胶皮球是用来控制快门的。”周和康忙前忙后地将相机推到房间中央，兴致勃勃地演示起当年拍照的情景。他把这台从1991年起就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座机称为“老朋友”，言语间透露出一股亲昵。在离黑白座机不远的地方，3盏看上去和它一样古老的光源灯，也哑然地拥挤在一旁。“舍不得扔哪，都是老伙计了。”他边说，边又摆弄了两下暗盒。
照相只是副业，开照相馆的人有的会修钟表、镶牙齿，甚至还卖桔子
周和康出身摄影世家。“我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是搞摄影的。”他扳着手指说，自己算是传承家业，不过，对于北仑当地照相馆的起源，他坦言“真说不清”，只知道过去大家想拍一张类似全家福的照片，通常会到柴桥、大碶、新碶等地的照相馆、
“1958年我去宁波做工，工会证上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现年85岁的柴桥街道洪岙村村民李明康将我们领到柴桥老街老柴桥边上的一间商铺前，商铺门口竖着一块泛黄的招牌，上面刻着“柴桥照相馆”五个大字。店主叫郑裕荣，1972年进入该照相馆工作。在他的记忆中，柴桥最早的照相馆应该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叫新华照相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老一辈人讲起过。”
那么，北仑最早的照相馆究竟在哪里呢？经多方打探后，目前我们能够追溯到的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大碶下街头那家不知名字的照相馆。它位于新新商店二楼，主人名叫杨信伟，慈溪人，除了照相馆和商店，还经营着一家钱庄。
据了解，那时候的照相馆里还没有令人炫目的仿真道具和专业器材，没有各种花色的背景布，也没有营造舞台气氛的人造灯光。相机和冲印设备缺乏今天这样简练的精巧设计，而且还全是手动，相当容易出岔子。陈列橱窗只有几张黑白的照片。不过，看着摄影师从房顶天窗洒落的自然光中捕捉微妙的光影变化，倒也足以使顾客们兴奋和好奇。
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照相馆不同，自开业之日起，这里的摄影师便将镜头对准了普通老百姓，证件照和全家福是最常见的两种服务。不过，旧时的人们，尤其是老人对这种陌生的庞然大物并没有什么好印象，甚至一度流传着照相会收人魂魄的说法。前来光顾照相馆的人也不多，经常是两三天才有一个客人，生意萧条。大多数照相馆不得不采用“兼项经营”的办法来摆脱这种窘境。
有一家叫“积善堂”的照相馆，位于新碶老街，主人名叫顾延令，会修钟表，会镶牙齿，照相只是副业。还有家“锦云”照相馆位于大碶下街头，主人叫梅正荣，除了拍照，他还兼卖桔子。这对今天那些处处讲“专业”，人人求“艺术”的影楼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民以食为天，生存这件事决定着一切。
对一些人而言，照相馆是他们“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所
虽然承受着蛮大的生活压力，但这些馆主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到了1938年，日寇开始向老百姓发放“良民证”，要求每一张证件上都贴有本人照片，于是，大家不得不到照相馆拍照。抗战胜利后，照相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拍全家福、团体照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照相馆的生意蒸蒸日上。
这样的繁盛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那时，在绝大数的顾客眼中，老式照相馆是一个放满照相机、道具、布景、服装和灯光器材的、带给人快乐和温暖的地方。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照相馆却是他们“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所。
据柴桥照相馆店主郑裕荣回忆，上世纪中后期，除摄影以外，暗房、整修、上色等其余三大工种，均分布在一般顾客看不到的房间。店员深知，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工作都比较稳妥，但即便只是一丝细细的光线，也可能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像损失，因此必须全神贯注地才能完成。
“太累心了。”在区委党校的办公室里，原北仑照相馆经理贺可展露出了一抹释然的微笑。他从旁边的柜子里翻找出数个纸袋，里面装着大大小小各种照片和底片，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冲印的。他一边拿起底片对向光源，眯起眼睛仔细辨认，一边回忆起亲身经历过的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突发事件”。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服务农村地区的人，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也下村拍证件照。在村里搭建临时暗房后，村民会时不时推开暗室的门，试图看一看师傅们究竟在干什么。结果冲洗到一半的胶卷全部曝光，只得回头补拍。另有一张原区政府办公大楼的照片，因为一不小心而印反了。
类似的“小事故”还有很多，北仑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几乎都遇上过。彩扩师虞萍儿讲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照相馆从上海购回的二手全自动彩扩机。那台机器小毛病特别多，其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传动齿轮容易坏，胶卷冲到一半卡住了。于是照相馆就派专人守在机器边上，一旦听到“嘎啦啦”的警报声，立马用黑布将机子盖住，再摸索着将胶卷“抢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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