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传》的价值与意义 资深媒体人马雨农访谈

　　人物名片：

　　马雨农，1946年2月生于浙江，资深媒体人。曾任光明日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裁、浙江省记协主席。

　　8月25日下午，马雨农在宁波书城参加其新书《张冲传》的媒体读者见面会暨新书签售会。该书展现了温州籍民国名人张冲的传奇一生，由马雨农历时四年完成，是第一本介绍张冲生平的传记。

　　记者：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传记，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当时写这部传记的初衷是什么？

　　马雨农：对于传主张冲，我之前听说过，但不熟悉。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原因很少宣传，另一方面因为张冲去世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他的就更少了。我前几天去温州做讲座，现场问起张冲居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为他立传，确实有一些因缘。我认识张冲的女儿李雪梅和女婿邱清华，他们也都是我敬重的前辈。2008年，在和两位老人的一次聊天中，我提出有可能的话写个传记。得到了两位老人的支持后，我便开始整理资料，虽然史料稀少，收集困难，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让更多的后人了解他，记住他。因为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如此重要的传奇人物，在重要的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张冲(1904-1941)，字淮南，乐清琯头人。早年加入国民党，游学苏联，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在乐清琯头的张冲墓上，还镌刻着周恩来的手迹“张淮南先生”几个大字。他参与过顾顺章案、牛兰案等重大事件，是“伍豪事件”的策划者。他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密使，他曾经担负联共、联苏的特殊使命，在国共谈判、中苏谈判中呕心沥血，为实现国共二次合作、团结抗日，为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两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他与周恩来在谈判中建立了友谊。他去世后，为了悼念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叶剑英、邓颖超等都曾送挽联为他致哀。所以，我认为，尘封的历史，不应湮没这样一位彪炳史册者的英名。

　　记者：张冲的身份有点复杂，您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人物的呢？

　　马雨农：特别的历史命运安排他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做某些事情，都必须放到原本的历史环境中来全面考虑。张冲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最大的贡献是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定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为了民族救亡的大业，他不惜个人的安危。其实当时的时局特别复杂，国共谈判的人员也比较杂，有的人故意制造矛盾，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而张冲则是千方百计，全力以赴，深知民族大义，完全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这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由于张冲的一生比较短暂，所以史料中提起他不多，但是他的身份一直很明确。周恩来曾在1946年1月12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全面总结抗战前后国共谈判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谈判的曲折历程，深情地说：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为在抗战前半期奔走团结而故去的国民党朋友张淮南先生，应该对他表示纪念。这当中既有周恩来本人对他的朋友情谊，也是对张冲历史功绩的肯定。台湾此后也有不少回忆录中提到他，纪念他，但是真正全面的传记这是第一本。

　　所以对于这个历史人物，我尽量客观真实，一方面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另一方面也想纠正一些错误的“史料”，希望能够还原一个真实全面的张冲。

　　记者：前一阵《潜伏》等谍战类的电视剧特别流行，张冲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马雨农：我们不能把特工人物脸谱化，特工也有各种类型，张冲其实是个诚实正直谦和的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想当然的狡猾阴险等习气。刚开始他是调查科的干事，后来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时期新的任务，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的个性和周恩来特别相似：两人都能言善辩，极有才干；张冲会英语、俄语、法语，和周恩来一样是外交奇才；两人都为人谦和，做事不锋芒毕露，个性相似；两人都可以为国家民族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也因此他们在谈判中相互欣赏，最后成为朋友。

　　记者：很多特工以婚姻来掩饰，张冲的婚姻也与众不同，三段婚姻中，其中一个是苏联妻子。

　　马雨农：应该说，他的妻子和他的特工身份没有什么影响。张冲第一个妻子是包办婚姻，关系不是很好。他和苏联妻子结婚的时候还在哈尔滨读书，还没有成为特工。当时不得已离开苏联妻子，却跟后来成为特工有关联。

　　1923年，张冲从温州省立第十中学毕业，考上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招生考试都用英语，但学费昂贵。早在1920年年底，17岁的张冲就奉父母之命与高家小姐高志骧结婚，婚后生下一子和一女。因为家境困难，这时正好有交通部所属的北京交通大学俄语专修班招生，俄语班的学生在两年后可以考上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并可得到教育部供给的全额学费直至毕业，于是张冲又考上了这个俄文班并去北京求学。

　　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之后，时局动荡，整个社会有良知的人们都在寻求救国之道。在北京交通大学求学的张冲也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志在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张冲顺利考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后，认识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娜达。娜达是他的同学，彼此志趣相投，日久生情。但是真正的感情变化是因为张冲1927年由于参加反帝爱国的地下活动而被捕后。张冲不幸入狱后，娜达不离不弃，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娜达还像中国传统女子一样，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以表示自己的赤诚之心。可以说这是一段感人的生死恋。正因为患难之交的感情，张冲在出狱后，写信给母亲，要求跟自己原来的妻子离婚，并随之与娜达结婚。

　　1929年，张冲的这场牢狱之灾，在众多亲友的救助下，尤其因为蒋介石的开释电令而解脱，而蒋介石也因为欣赏他的才干，欲重用他。此时他才跟蒋介石结缘。因为当时需要他去承担跟苏联的外交，而这段苏联妻子的婚姻可能会影响他完成使命，于是在蒋介石要求下，张冲和娜达离婚。

　　记者：刚才也说到，他同时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和高度评价，你认为他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哪儿？

　　马雨农：概括地说就是：“天下大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张冲是个极有才干和民族气节，有历史担当的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自我，力挽狂澜。所以周恩来当年曾评价他是“国家的栋梁”，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良朋”，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人”。

　　记者：我们还发现张冲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不小的贡献？

　　马雨农：确实如此，张冲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是民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拓者。当时他还兼任中央电影设置场的场长，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最先进的电影基地，并拍摄了一些电影和纪录片。他当时抵制外来电影的侵入，尤其是禁止那些侮辱中国人形象的电影在中国播放，积极扶持民族电影，包括扶持当时左翼的一些好片子。同时他还推荐中国电影走出国门，1935年，他率领电影代表团，包括影星胡蝶在内的一行7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代表团第一次出国。也就是在这次电影展中，中国拍的《渔光曲》第一次在国际获得荣誉。虽然只获得第9名，但却是历史性的第一次。

　　1935年7月，另一部中国人自己拍的电影《农人之春》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这是一次以农村题材为主题的电影节，《农人之春》是在张冲的主持下负责拍摄的，在国际上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并且在当时的世博会上公映，影响非常大。所以，张冲为中国电影争得了两个国际大奖，这是非常难得和有意义的。

　　记者：您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您认为新闻人与作家两者有什么不同？

　　马雨农：对于这本传记，我采用的是新闻写法，而不是文学写法。“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书写的是明天的历史。我的基本原则是：力求真实，不加虚构。我认为传记本身就是历史，也需要真实。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说：“历史研究，贵在求真”，所以我是用纪实性的手法来写传记的，所以引用的文献材料比较多，如学术考据一样。有时为了说明一段真实的历史，甚至把一些引证辨析的过程也写入书中。张冲是个历史人物，尤其他经历的时代背景又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所以我就写得更加谨慎，尤其注重细节的真实。我尽量采用素描式来记录，而不是文学式的渲染。

　　记者：这部著作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会考虑改编影视剧吗？

　　马雨农：谢谢大家的关注。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些。这部作品一定还有遗憾的地方，比如有某些疏漏或者需要补充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去台湾寻找更多的档案资料，尽量去完善它。我希望自己写得有学术性和史料价值，而不是一本畅销书。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张冲，对于国家和民族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我们都不能忘记。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具有担当和牺牲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宁波晚报记者陈晓旻／文胡龙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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