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宁波士人

　　废除科举让士人迷惘

　　被《鄞县通志》列为“方闻”人物的翰林盛炳纬对这项改革触动很深，因为他不到二十就参加科举，年长时又当过为科举服务的两任学政，前后加起来是二十五年。他感慨万千地吟诵道：“涉历名场廿五年，白头宫女说开天。槐黄无复忙时节，掩卷寻思一惘然。”他称科举之路为“名场”，很有点意思。他还算开明，只是感到惘然，而没有大骂这项改革。

　　骂的人可有不少。先是改革科举制度内容，以写策论代替写八股文，这对于多数已经习惯于旧套路的士子及其导师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它所设置的“策论”这道坎很难逾越，弄得不好会堵住自己继续走向“名场”的通道。那么，代替八股文的所谓“策论”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它是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计献策的文章，写策论必须用鲜明的论点作为文章写作的中心。那些习惯于教“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老师由此面临的困窘可想而知，他们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教。那些也已经习惯于写“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士子也非常困惑，他们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朝廷诏令下来，他们不敢骂光绪皇帝，但敢骂康有为。宁波士子有首诗歌抨击道：“赵宋以来数百年，制艺取士代相传。一朝公令改策略，又尚西学蔑圣贤。用夷变夏作俑谁？户部主事康有为！”字里行间显示出气愤填膺。

　　周作人曾说八股文是优美的散文诗，是动听的音乐，可那是他欲贬先扬的惯技，但把科举非常当一回事的科举人士却真的对八股文有着难以排遣的感情。有位以当塾师和书院主讲谋生的老资格举人说：“八股既废，馆课及书院自不得不以策论命题”，意思是没有办法，他只得奉命去教人写作策论了。但也有人不干，如宁波鄮山书院山长（校长）童玉廷，他立马辞了职，他说鄙人没有这个能力。

　　也有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的，如镇海庄市有所崇正书院，历史悠久，创建于康熙年间，比蛟川书院的资格还老，但蛰居乡下，比较闭塞，对科举改革的信息缺少领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1）还由当地名绅以及商帮巨子协力捐资万金，修建书院，恢复“月课”制度，应对科举考试。不久，该书院与芦渎学堂发生争公产的事件，新上任的宁波府知府喻兆蕃公开表示不满“崇正书院”的办学倾向，明显地站在新兴的“学堂”一边。结果，崇正书院很快就改名为“崇正二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

　　张寿镛说：科举制度必须废除

　　虽然“废科举、兴学堂”是清廷下的令，但宁波未雨绸缪，声势更大。这与知府程云俶（稻村）和继任知府喻兆蕃的率先倡导有关。早在１８９８年，宁波知府程云俶（稻村）就在本地商界巨擘严信厚等支持之下，创办了开设有外语、数学、地理学科等新科目的府级新式学堂，定名为“储才学堂”。喻知府更是热衷办新学、育新人，宁波创设府教育会、商务总会，派遣留日学生，建设各级学校，他都是发起人。据方志记载，喻兆蕃对宁波六县有名望的青年才俊特别留意栽培，鼓励他们抓住机会，发挥自己的才智。这些人也都乐意响应他的号召，热心办新学，几年过去了，宁波府规模大小不一的学堂竟多达三百余所。１９０４年，他主持将储才学堂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后来他又委托翰林盛炳纬出马筹款、监督施工，在市南郊新建了号称浙东之冠的宁波府中学堂新校。１９０８年４月２５日，宁波府中学堂在南门外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

　　２０世纪初，宁波各地书院还在继续办学，制艺举业还在束缚士子的头脑和手脚。这时宁波涌现出张寿镛、范贤方、张传保、冯丙然、徐家光等年轻举人，以及举人赵家薰带领其几个弟弟赵家蕃、赵家艺等诸生，成为世纪初宁波学界的中流砥柱人物。张寿镛是晚清翰林张嘉禄之子，他倾其全力编纂了《四明丛书》，早期与张美翊一起联合其他有识之士着力废除书院。张美翊，是晚清著名的副贡生，后来又两次被举为“经济特科”（所谓“洞达中外事务”），该是举人以上的级别了，但他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举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是宁波教育会首任会长，又跟随薛福成出使欧洲英法意比四国，所到之处深入考察该地风俗政治，撰文著书介绍给国人，国内名气很大，被誉为“浙江三杰”之一。

　　可以看到：宁波举人们虽然长期身负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因袭的沉重包袱，但不少人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有作为和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