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谦与镇海保卫战

　　主讲人朱道初

　　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喜好文史，笔耕不辍，撰写散文、随笔、论文等多篇，有个人专著七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出版。

　　泮池边的碑刻“流芳”二字，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卢镗的手迹。

　　镇海海防历史纪念馆内陈列的一幅裕谦画像。

　　镇海中学内的泮池———裕谦殉难处。

　　裕谦(1793-1841)，蒙古镶黄旗(今属锡林郭勒盟)人。作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他是在鸦片战争定海、镇海保卫战中惨遭两连败的统帅，也是中方在鸦片战争中捐躯的最高级别官员。

　　裕谦自幼攻读举业，学有所成，嘉庆二十二年(1817)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出任礼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以礼部满洲、蒙古员外郎补用。两年后外放任湖北荆州知府。道光十四年(1834)起，历任荆宜施道、江苏按察使，1839年改任江苏布政使，兼署江苏巡抚。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7月间由江苏巡抚代署两江总督职务。后因“忠直可恃”，“平日办事尚属勇往”，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于1941年3月8日赴镇海军营，主持军务。当年10月1日，定海第二次被英国人攻陷，裕谦饱受指责；10月10日，英国侵略军攻占镇海，裕谦愤然在镇海学宫泮池内自尽。

　　裕谦的名字及其遗迹，是宁波海防史上重要一笔，不过对于他的死难及功过评述，170余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摄影龚国荣

　　裕谦死难的各种版本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与死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裕谦投泮池自尽，虽然被手下捞救上来，但其时只剩微息，被辗转送往宁波、余姚，后再次(服毒)自尽。这被认为是裕谦死难的靠谱说法。

　　从前镇海泮池不是现在这样的小池塘，而是围绕镇海学宫内环河的一部分，并且与绕县城的濠河相通，所以泮池流的是活水，也有一定深度。泮池旁边原有块岩石，上面镌刻着“流芳”二字，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卢镗的手迹。

　　据说，裕谦先朝北跪下，行过大礼，然后才纵身投水，这是在向孔夫子和道光皇帝告罪。裕谦捞救上来后被安置在“肩舆”内，这“肩舆”也叫“轿舆”，是种小轿子，在两根长竹竿中间设置配有围屏和装饰件的软椅子。手下把他抢护出城，疾奔宁波，处在昏迷之中的裕谦是不知情的，因此，说“实际效果完全是临阵脱逃”，那是很不合适的。后来裕谦发现自己还活着，就“仰药(一说是吞金)而死”。这也是朝廷给予“靖节”谥号的理由。

　　咸丰四年(1854)，为了纪念裕谦和谢朝恩、李向阳等在鸦片战争镇海之役中的1000余位阵亡将士，宁波、镇海士民在招宝山下东岳宫侧建造了“昭忠祠”。

　　但是，裕谦之死一直有其他不同版本。除了“投泮池而死”说之外，还有以下说法。

　　外逃说。说裕谦在英国侵略军入侵镇海时弃城而逃，而且把残部撂在一边，中间没提投水觅死的情节。

　　绍兴自杀说。说裕谦临阵脱逃，“潜行”到了绍兴，感到见不得人了，就偷偷地服药自杀。

　　泮池自尽说。不过叙述溺水程度不一样，有说当时裕谦神志还清醒(一般是说裕谦被捞救上来后陷于昏迷状态)。

　　众说纷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处在剧烈的战争之中，信息不通。尽管中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战争还是打得十分惨烈，守军以完败告终，朝野军民都没有及时搞清楚战争的过程和细节，导致一段时间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后来清廷有了调查结论，坊间还是存在不同的传闻。

　　也有别有用心的传言，例如太子太保、浙江提督余步云的几份奏报，根本不提裕谦投水自尽之事，而是渲染裕谦乘轿子率先逃跑。余步云在对待英国入侵态度方面，与裕谦针锋相对。他比裕谦早来镇海大半年，熟悉定海、镇海军情，而且担负抗英斗争的专职，但他就是不作为。裕谦主持誓师“与城同存亡”仪式，余步云托疾不去。英军在招宝山钩金塘和小浃江口登陆，原先这儿设置的几门炮早已遭撤，林则徐在镇海军营时曾提醒这两处应该设防，但余步云没当回事。后来余步云带残兵逃到宁波，有意无意地玩了个“时间差”，比裕谦稍晚一步抵甬城，以此造成裕谦“率先逃跑”的假象。一到宁波，余步云发现裕谦已经转移到余姚，就急忙向朝廷诬告，说裕谦不但应为丢失镇海负全责，而且犯有故意“不入郡守城”以致宁波失陷之罪。余步云是镇海军营仅次于裕谦的高官，可以直接跟朝廷用快骑通话，由于他肆意制造舆论，并且广为扩散，消除其影响就很不容易了。

　　后来，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负责调查裕谦的死因，颇多模棱两可之辞。他含蓄地批评裕谦处事轻率，导致“兵连祸结，贻害无穷”。

　　裕谦的功过是非

　　裕谦是个强硬的禁烟派，他认为听任鸦片这种毒品泛滥将导致亡国灭种。他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两江辖区内倾销鸦片的行为深恶痛绝，下令严禁鸦片贩卖，惩治吸食者，在几年禁烟中共拿获烟贩1000余名，流放吸食者不下2000名。

　　裕谦还强烈批判诬蔑林则徐虎门销烟是“开衅”列强的荒谬论调，由衷支持林则徐。听说林则徐将抵镇海军营，裕谦十分高兴，主动向道光帝禀报说：林则徐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一向为军队和百姓所“悦服”，也为英国侵略者所“畏惮”，他所采取的治理办法能够“体用兼备”，如果他来镇海军营，就可接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军营的位置，让他会同余步云管辖驻镇将士，妥善处理各种军务，并定期往返定海“巡查弹压”，裕谦则可移至嘉兴，顾及上海(两江总督驻地)和江苏等。

　　可道光帝另有打算，一个月后又将林则徐发往伊犁充军。裕谦名为军营统帅，实际上呆下来的时间不多，直到1841年5月25日才有机会与林则徐见了一次面，先是在东岳宫，后在林则徐下榻的蛟川书院，两人几乎长谈了一整天。林曾建议放弃定海，裕谦苦笑说：那怎么可能？道光帝绝对不会同意。

　　作为满清的封疆大吏，裕谦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区域存在诸多盲点，他蔑视西方的一些观点十分可笑，如将英国陆军将士全身扎束打扮误作“浑身捆绑”，一旦跌倒就爬不起来，展手动脚没力气，认为好些英国士兵敌不过一个中国兵勇；认为英方大炮的准确度和射程抵不过己方，己方一放炮，敌船就会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些盲目自大、骄傲轻敌的幼稚想法，与裕谦的刚愎个性混合在一起，很快被残酷的事实彻底粉碎。

　　定海、镇海失守，裕谦应负一定的责任。但兵力不足(朝廷答应从外省增调的兵力未到)、粮饷欠缺、武器落后、战术僵硬死板，还有朝廷腐败无能的大背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宁波士民对裕谦的评价

　　面对定海、镇海的接连失守，一开始宁波士民对裕谦大为不满。在定海失陷的消息传来时，镇海籍著名画家、诗人姚燮(1805—1864)痛心疾首，仰天长啸，质问究竟是谁在“坏我长城”？他在《闻定海城陷》诗中，尖锐地讽刺“大帅怡然树旄旌”，指责裕谦不给三总兵增饷请兵，以致定海惨遭沦陷。但后来在为“昭忠祠”撰写碑记时，他对裕谦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认为裕谦为人深沉谙练，与士卒同甘共苦，赏罚分明，纪律严明，决断睿智，并非如传闻中所说总是“刚愎自用”。他能率部下歃血誓师，“与城共存亡”，令人为之动容。他觉得裕谦投水自尽之举，简直与屈原大夫自沉如出一辙。

　　他还认为，同是投水自尽，惟有定海知县姚怀祥可以与裕谦相比，姚怀祥当初冒死下英舰，指责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后来城破，他投水而亡。在裕谦前后跳水觅死的郡县官员至少还有4人，他们是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镇海知县叶堃。鹿泽长投入镇海城河，救起时“腿已跌伤”；邓廷彩跳入宁波西门河中，经姜汤灌救获生；王鼎勋投月湖自杀遇救；叶堃先后在城楼自缢和投河后遇救。他们都在获救以后生存下来，不再觅死觅活，这与裕谦以死明志有很大的区别。后来，以刘韵珂为首的调查结果也认为，裕谦没有临阵脱逃，而是以身殉职，因此后来被朝廷赐予谥号“靖节”。

　　鄞县籍刑部员外郎陈康祺(1840—1890)早年师事宁波文史学家徐时栋，同治六年(1867)中举，三年后中进士，著有史学笔记《郎潜纪闻》等。陈康祺说：“我出生在鸦片战争期间，故乡宁波痛遭沦陷，对‘岛夷’(指英国侵略者)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在《裕靖节为余步云所陷》文中指出：“裕谦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余步云造成的，裕谦率领官兵集中于镇海，率领文武官员杀牲酾酒宣誓，针对的就是这位怀二心的‘余宫保’。”

　　陈康祺说，裕谦堂堂正正地表示：“在场诸位文武将佐，你们中谁要是敢有异心，胆敢接受‘英夷’一封信，擅自离开镇海防区一步，我就把他明正典刑，其死后也必会遭到神明的极刑。”在战争打响以后，余步云屡次找裕谦，忽而说自己的小女儿今天要结婚，忽而提出自己30多口家眷怎么办，一次次干扰裕谦指挥作战。而在裕谦投水的第二天，余步云就派人向英军投递书信，乞求和好。

　　不过也有坚持否定裕谦的，如曾为定海三总兵送求援函的王其朋，他是个六品武官，在其《招宝山放歌》诗以及注解中，对裕谦表示种种不满：如指责裕谦“素性刚狠，专事杀戮”，特别是残酷杀戮英国俘虏，认为正是此事导致“英夷”撕毁和谈协定，挑起了侵占定海、镇海的战争。

　　但是，王其朋认为“英夷”发动侵犯定海、镇海的战争，是由于中方“开衅”的结果，这种说法就太离谱了。因为侵占舟山，进而占领镇海、宁波，本来就是英人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中方对“英夷”刺激也好，不刺激也罢，这场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