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跌宕起伏 付诸明月清风 98岁老人的传奇故事

范爱侍和妻子的合影。（翻拍）

4、患难与共的贤妻

妻子是他最放不下的人。

直到今天，范爱侍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结婚照。７０多年前，他俊朗秀逸，她貌美恬静。老伴虽然已经去世２１年，他还时常想起其身影，如在眼前。

妻子是受父母之命所娶，这段姻缘，差点儿被他拒绝。

那是１９３３年春，当时才１８岁的范爱侍正在宁波念高一。母亲寄来家书，说为他物色了一名得意学生，“秀外慧中，为人善良，家境清白，是父母心中最好的媳妇人选。”

这个叫谢文菊的女子，他只在小时见过一面，这个时候对她已经毫无印象。他回信说，“功课繁忙，无意于此。”

但最终，拗不过母亲的苦口婆心，他复信同意了。

抗战爆发后，范爱侍就读的南京金陵神学院停课，镇海也遭到日寇的海空袭击。

后来，范爱侍患上了肺结核。在上海避难的未婚妻对他悉心照顾，无微不至。 

患难见真情，她的贤惠，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发现的。１９４４年，两人喜结连理，这时候距离他们订婚已经过去了１１年。婚后，他们先后生养了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家人生活虽然清贫，却也其乐融融。

可惜，这种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生活太短暂。范爱侍知道，“右派”的帽子对家庭的打击，他更清楚，这一跳对家庭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５个孩子最大的只有１３岁，最小的才１岁。

之后的岁月，更证明了妻子的贤惠。多年以后，范爱侍一直在说，果然是母亲看上的人，“女先生”眼光就是准。

那年冬，范爱侍被迫搬离工作了１３年的开明堂，一家七口蜗居在一位信徒让出的一间民房里。

他被下放到各地劳动改造，常常多日不能回家。一天晚上，大约８点多，他拉着空车回张斌桥酒厂。在酒厂前的河边，他把车一放，走下石阶洗脚。

适逢无月之夜，四周一片漆黑。他抬起头来，忽见岸上有两个人影，正张望着他。他不禁一惊：莫非有人在监视？

睁大了眼睛，他这才认出，岸上二人原来是妻子与长女，她们带着一罐小菜找到厂里，路上忽见河边停有一辆手车，便过来张望，终于相遇。多日未见牵挂的家人，他悲喜交加，泪水夺眶而出。他牵着她的手，岁月沧桑，患难情深。

那些年间，抚养５个孩子的重担全落在了妻子肩头上。女儿范美珊回忆说：“那时母亲在南大路新街口服务站劳动，月工资１６元，还给附近的单位洗被子，取件、拆被、洗涤、缝合、送达，每条收取费用０．２５元。晚上，她还在灯下缝制手套，拣回丝……”

说到这些，范爱侍总有些伤感，“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她什么都得干，我当时身体那么糟，却活到了现在，她啥毛病没有，却走得那样早，何尝不是当年累的呢。”

5、忍受22年的冤屈

１９５７年，北京新侨饭店顶楼，范爱侍退了一步，挽回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一退，却换来了２２年的屈辱。

北京被批斗后回来，他继续在杭州、宁波接受批斗，随后到宁波北郊路基督徒坟山劳动，任务是把２０００余座坟墓拆平。

时值大跃进，天天晚上加班“放卫星”，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用撬棍、铁锹，把一座座坟墓拉倒。

若隐若现的灯光下，白骨森森，不时有骷髅从坡上滚下来，滚到脚下。

多年后，他与后辈提到这事，还是让人汗毛直竖。后辈问他，不怕吗？他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生，就必须要去承受生的代价。

大炼钢铁期间，他在甬江酒厂劳动，日间搞运输，晚上敲矿石。当时没有碎矿机，只能手工敲打：把大矿石碎成小块，投入小高炉。晚上人各一条小凳，坐在室外的地上，左手按矿石，右手拿小榔头敲矿。因为睡眠不足，边敲矿边打盹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人睡着了还在敲，结果小榔头打在指头上，皮开肉绽。

养鸡、放牛、犁地、挖田、抬枕木，铺铁轨……无休止的劳动改造致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肺病不时发作，经常咯血，但都不敢声张，勉强支撑。

他渴想，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却是遥遥无期。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作为“右派分子”，范爱侍又成了“牛鬼蛇神”，处境更加艰难。

一天早上，他正在厨房烧水，妻子买菜回来，脸如土色，说见到一张大字报，揭发宁波有名的纱厂资本家家中抄出美金２００元，被游街示众。

妻子想起来，家中也有一些美金，那是范爱侍一个外甥女抗战胜利后从香港托人带给她的。这些美金，既不能使用，又不能存银行，也无处兑换，只好藏起来。

“还是把它烧了吧。”他们痛下决心，揭开煤球炉盖，把一叠美金投入其中。

除了美金，街坊到处还传出：水井里，湖西河边，不断有人把金银饰物投弃其中。财富成为一种罪过。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文革”中期，范爱侍在煤球厂劳动时，又被人带走了，独居一室，吃饭、上厕所都有人看守着。

事情的起因是他的妹妹从香港托同乡带来一些衣服及钞票，因而与范爱侍有了一次接触，他就此惹上“间谍”的嫌疑。

整整２个月，他天天写交代材料，但又写不出啥东西来，调查人员也没查出问题。他本以为可以回家了，却被带到了看守所。１２人一间，里面还有个死刑犯，双脚日夜锁着铁链。

其间，他们多次被装上大卡车，驶往市区“一中”的操场上接受批斗。这次关押，长达一年半。

6、一切都会有补偿

１９７８年，范爱侍终于清白了，自由了。但是，他已经６３岁，从年富力强变成鬓发花白。

在很多人眼里，历经２０多年的磨难，何况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这辈子只能安度晚年了。 

但范爱侍不这样认为。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英语潜能被人发现，帮忙翻译了好几本英文书籍，之后被聘任为英语老师。

很快，他重拾自信，生活对他露出了微笑，他又重新开始了“右派”之前的事业。

早在１９４９年，宁波解放，３３岁的他作为当时宁波教会中最年轻的牧师，出席了同年９月５日召开的“宁波市各界人民第一次代表会议”。

这是范爱侍的第一次参政，印象特别深刻。他记得，参会的共产党军政人员不分级别，全都穿灰色军服，戴解放帽、打裹腿、穿布鞋，口袋里带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有布套子套着的钢笔。好些人还带着竹鞭烟管及烟丝袋。开会时，会场上不时出现敲打烟嘴除烟灰的“嗒嗒”声。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运动。他组织基督教信徒，举行了颇具规模的反美爱国大游行。

队伍从体育场东大门出发，沿北大路往南，至中山东路折东。一路上，“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此起彼伏。在范爱侍的回忆里，他当时的心情真的就是“雄纠纠气昂昂”的。

接下来，他肩头的担子更加繁重：１９５６年中国基督教第一次代表会议，他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委员。同年，宁波市基督教代表会议召开，他当选为宁波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尽管这一切到１９５７年戛然而止，但时隔２２年，他又回来了。

１９７９年４月，百年堂重启，范爱侍重上讲台。他还记得，那天他讲的题目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勉励大家向前看，从挫折中站起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举起来，奔走前程。

之后，范爱侍恢复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后历任宁波市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席、宁波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神学院院长等职，还是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第七、八届特邀委员和第九、十、十一届常委，直到８６岁才正式退休。

范爱侍多次赴京开会，只要有空，他都要顺道前往北京新侨饭店。他说，那是他重生的地方。如果当时选择了逃避，他就背上了“抗拒改造”的臭名，平反昭雪时已经尸骨无存，除了徒增寡妻、孤儿们的血泪伤痛，别无意义。他由此经常勉励旁人，人生道路，要勇于面对现实。遭遇逆境，务必要保持清醒镇静。任何是非曲直，终必分明，切莫灰心绝望，怨天尤人。

２０多年间，他翻译了《福音书探源》、《荒漠甘泉》等多部英文名著，还在香港出版了《自然啊，您姓什么》等著作。

如今，９８岁高龄的他依然笔耕不辍。去年，一本１０多万字的回忆录印刷出版。

他有条不紊地过着每一天，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放弃对生活细节的追求。我们采访他的那天，范爱侍戴着灰色的毛线帽，衬衫外套了件羊绒衫，还特意打了条笔直的红领带。拍照的时候，他坚持要换一套更上镜的衣服。

我们惊诧于他身体之硬朗，思维之敏捷，但老人说，他曾饱受疾病的折磨。

年轻时的他原本身强力壮，中学的时候，蓝球，标枪、百米赛等科目都是优。不幸的是，抗战爆发，四处逃难，还感染了肺结核，病情稍好时又被打成“右派”。过度的劳累导致病情复发，常常边劳动边咯血，后又出现黑便，诊断为胃肠道大出血。

晚年，他又出现肝区囊肿、胆囊炎急性发作，曾先后三次手术。他还曾被怀疑患了癌症，但始终查不出详情。退休后，他出现过腹水，先后两次抽出几百毫升。尽管疾病缠身，他却奇迹般地过来了，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

也许，挺过了种种粗暴和残忍之后，剩下的路，就是清风明月细浪拍岸了。

我们问他，“这一生有什么心得？”

老人笑笑，先是冒出了一句英语：ｎｅｖｅｒ ｍｉｎｄ（不在乎）。他说，把人生中的得失、成败、毁誉、荣辱等等，看得淡泊些，乐于饶恕、宽厚待人，再大的事都可以付之一笑。

另外，他说《圣经》里有一句话，他从年少时就铭记于心：“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ｏ ｙｏｕ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ｕｓｔ ｈａｔｈ ｅａｔｅｎ（我必将蝗虫吃掉的年成补还给你们）。”他的理解是，人生道路遭遇各种逆境，切莫丧失信心，命运不会永远亏欠你，一切都会有补偿，只要你愿意迎头赶上。”记者 樊卓婧 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