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宁波的传统石作工艺

外滩谢宅。腰线、窗套、廊柱等均为浅色青石构件。

保国寺大殿前的六角形大石座，制于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采用了宁波木作中的搭色做技艺，在青石为基的腰面处分别镶嵌了一块梅园石浮雕。

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里的石翁仲

压绷狮，基座长１２厘米，宽８．８厘米，通高１３．５厘米，口内含小石珠。

主讲人水银

地方文史爱好者，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宁波！宁波》作者。

《鄞县通志·文献志》上说，“本邑旧工业，若木工（所作之眠床、椅子、桌凳等，皆光泽细致）、若石工（石匠雕刻人物花鸟等极工致）、若漆工（朱红漆、擦漆即揩漆、金漆、透［推］光漆皆著名）、若雕刻工（所刻人物花鸟暗八仙等皆闻名），皆著名”。

“石工”即石作，是中国传统产业之一，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土木建筑业，举凡城防关隘、路桥河堪、衜头堰坝、石塔经幢、牌坊社坛、碑碣门额、庙宇道观、皇宫官署、祠堂会馆、民居园林、庭院陈设、生圹冢墓，甚至船碇秤砣、磨盘捣臼等建设、施工与制作，均离不开石头，更离不开石匠的体力、技艺与智慧。

宁波地区现存最早的石作制品，当属保管于保国寺的两柱石经幢及部分原配幢顶与基座，分别成于公元８３９年与８５４年，制作规整、镌刻细致，显示出当年石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唐宋元时期的石作主力军，可能是官办的石作坊，也可能是官府向民间征派差役以及招募的匠人，无论是官籍、征役还是募雇，担当作业的匠人都需在自己的工作成果上作记号，以示任务或差派完成，也有对成果质量负责与担保的意味，这也是我们在保国寺大殿内的佛坛须弥座下发现有一个叫“许明礼”的石匠落款的原因（时在１１０２年）。明代匠籍制度瓦解后，手工业实现了市场化经营，匠人与业主或现货交易，或委托定制，故而在现今遗留的大量各种石作制品中反而极少发现有石匠落款的现象。

石作的加工对象是重量很大的石材，这决定了在传统经济技术条件下，石作大多为地方性产业，而一个地方要形成从荒料开采、剖石成形，到运输、雕刻、拼装竣工等整个石作产业链，其最基本的自然条件是采石容易、运输便利。两者俱无，石作便难脱官办襁褓，两者缺一，石作就沦为奢侈品经营。以鄞县出产的大宗良石来说，小溪石与梅园石均为流纹岩，“岩工即利用天然层理采取之，故工程经济、石料便宜”（《鄞县通志·博物志》），至于运输问题，四通八达的三江与塘河提供了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当然，地方文化有对石作制品的喜爱与偏好，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是促成长盛不衰的传统石作产业之不可缺少的人文因素。宋室南迁以来，明州作为畿辅地区，经济与文化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而成为乐不思蜀君臣们的安乐窝与温柔乡，尤其是达官贵人在东钱湖一带以陵墓石刻石雕所营造之奢华张扬的哀荣，对地方士民崇尚与向往石作制品，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至于支持需求的支付能力，在民阜物丰的浙东亦很少“掉过链子”，甬人信奉“便宜无好货”的道理，需方“勿怕工钿勿怕饭，只求考究只求繁”，是对匠人提高技艺、增强品质最有效的刺激。

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宁波，石匠多为庶人，而定制石构工程或购买石质制品的需求方也是平民，故石作就是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产业，这恐怕是宁波石作与北京石作最大的不同；而充分市场化的宁波石作，还广泛、持久而深刻地卷入当年的社会过程、公共空间与私密生活，几乎也可以说是宁波石作与中国其他地方同行业的明显区别。这可以从传统宁波石作的四个特点得以证明。

千年繁荣技艺高超

以前的宁波不但是个水城，也可以说是个石头城。公共空间中的城墙、碑亭、桥梁、街巷、河堪、埠头、石塔、牌坊等，莫不是石构石筑、石铺石砌；就是家居、墙门、院落、房屋，离开石头也不成样子；在厨房，如果没有舂芝麻的捣臼、磨糯米粉的石磨，春节就过不好；即使在内闱闺房，还有可爱的压绷狮相伴呢。

随着最近几十年来城市面貌与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石作艺术已经消逝于我们的生活中，好在它山堰水利陈列馆、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保国寺、天一阁、白云庄、江东天后宫和宁波博物馆乃至新近开设的耕泽石刻博物馆等处，还保留着一些历朝石作工程、制品、构件和碑碣，各县市遗存下来的石桥、堰坝和牌坊则是尚能一窥原貌的构筑物。这些虽属沧海一粟，毕竟还折射着宁波石作的辉煌年代。

唐太和七年（８３３）以条石建成的它山堰，不仅是宁波石作工程最早的实例，也是之后宁波城墙以条石为基础的技术本原。

出土于崇教寺的梅园石圆雕童女，高约３０余厘米，为唐宋之物，它可以说是南宋墓道石翁仲与后世小型造像（如压绷狮）的起源。

史浩墓前的宋宁宗御碑（１１９４），虽已碎成数块，却是宁波制碑刻碑技艺之最佳工料标本：镌字如冶印，刻龙凿代笔，实属石上浅刻艺术的极品；取材壮硕宽大，地子研磨如镜，在野外风吹雨打日头晒近千年，仍未见剥蚀，直让我们惊叹梅园石材质之神良。

散布于四明大地上的宋元时代墓道石象生、构筑物等，则是中国石作造像艺术在宋元空白期的巅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宋元石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比如石翁仲的面部肉感、冠带铠甲，战马的缰辔鞍镫，石兽的皮毛牙角等，无不栩栩如生；史浩的祖父史诏墓前的石椅之仿木、仿布，大慈山石笋础座之仿太湖石，令人视之会心；而横省、庙沟的石牌坊，在质感和结构外形上仿木仿瓦，部分构件之间以榫卯连接，实现了以石代木。至于郑清之享亭的石雕“妇人启门”，一反陵墓惯常的肃穆压抑之气，颇为活泼传神，真乃刻划墓主性格中“放浪湖山、寄寓僧刹”之洒脱的神来之笔，这恐怕是明清宁波石雕题材大多富有生活气息与情趣的渊源吧。

保国寺大殿是江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古老、最原真完整的木构建筑，但保国寺还是宁波石作的宝库，寺内不但有两座唐经幢、北宋佛坛须弥座，还收集有大量历代石制品与构件部件。大殿前有一个制于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的六角形大石座，居然采用了宁波木作中的“搭色做”技艺，在青石为基的腰面处分别镶嵌了一块梅园石浮雕，青红相间，煞是可爱。完成于民国廿三年（１９３４）的藏经楼前廊，其中的石柱、础座、窗台下石护板等，当为宁波石作最精彩的谢幕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