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桥3.0版即将面世 因历史原因曾三次改建未成

运营 磕磕碰碰磨难不断

过桥费由洋人出面收取，目的是为了避免税钱起衅，但实际上还是纠纷时起，争端不断。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因过桥收费发生大惨案：宁波有行四月半庙会、迎五都元帅习俗。这一年行会热闹异常，其中彤云社最为出彩，“光怪为诸社冠”。当彤云社的队伍自城区游行过来时，江北岸观会者纷纷涌向新江桥，桥上观者如堵，洋人台佛生、恩多利等人，仍“上前按人纳税，少迟即逞其残暴，鞭拆齐施，于是会自东来，人向北窜，势如潮涌，桥梁遂折，坠水死者百余人，号呼痛哭之声震动天地。”［５］因此，宁波有了“好看彤云社，翻落江桥下，氽到下白沙，撩（捞）起豆腐渣”的民谣。

惨案发生后，宁波地方人士多次想筹款赎回新江桥，使之成为不收过桥费的义桥。“五月初，周廷桂禀称集款赎桥，免行人税，西人故索巨价，款难骤集，事遂不果，此后禀请者多人，末成。”［６］到了光绪初年，又因过桥收费发生命案，有营兵丁某董某过桥，因董某未穿号衣（一说穿在衣服内），引起争执，被守桥人殴死（一说是被英人恩多利蹴死）。

邑绅陈政钥听说此事，深为悲愤，于是与姜伦棣等人一起与洋药商严文周协商，以在两年半内“出卖洋药时每箱加厘金三钱”的条件，由福建、宁波两帮洋药商筹银１６０００两，赎回新江桥。

陈政钥即鱼门太守，甬上传奇人物。赎桥时陈鱼门年逾六旬，睿智依然。新江桥照明有一矛盾：不点灯，行人有失足之虞；若点灯，船夫有撞船之患。因为点灯后，桥板下面“灯下黑”，船夫对着光，不易辨清桥洞。陈鱼门想出一法：“用四方式样之灯，中点火油灯六盏，东西两面用洋铁，南北两面用玻璃，是以江中无影，而桥上有光”［７］，船夫、行人，两全其美。新江桥修妥后，陈鱼门邀请本乡耆老祭桥，“主祭者为张君铁峰，年已八十九岁，足磴红鞋，手扶鸠杖，须长尺许，及参神时乃易蟒袍补服朝珠，尚有绅耆多人亦皆须髯垂腹。是时观者填街塞巷，欢声雷动，以为从此后可得利涉矣”［８］。让人遗憾的是新江桥赎回次年，陈鱼门溘然离世。

浮桥木制，要经常维修更新，开排、救生、防灾等也需要用人，因此每年要支出大量维修管理费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邑绅江镜清、姜伦棣、陈祺沅等组织董事会善后，经与建宁洋药栈会商，议定自此年起，新江桥所需经费，由洋药栈立柱承办，建商分四柱、宁商分两柱，挨月轮值。所需费用，由轮值之柱按月向众栈匀派给付。并订立八项条规，对组织人事、大修期限、轮值安排、以及禁项罚则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然后禀请当道将相关内容刻入“新江桥永禁碑”，公示于世。

１９０６年，清朝诏定十年禁绝鸦片，洋药商日子渐渐不好过了，新江桥经理公所的收入也随之渐渐断了来源，入不敷出。严文周之子严康懋慷慨解囊，允诺不敷之款，俱由其垫补。１９２９年严去世后，不足资金又由周巽斋承担。１９３４年，周以年老力衰难胜重任请辞，经协商后，决定组织新江桥管理委员会，推选陈宝麟、俞济民、倪维熊、周巽斋、朱旭昌、毛秀生、俞佐宸等为委员，陈宝麟、俞济民为常委，轮流主持，分总务、工程、经济三组，缺口请平津会拨助基金，向银行、轮船公司、同业公会等劝募。

建造和管理浮桥，在宁波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营建技术已十分成熟，管理经验也相当丰富。１９３５年４月，温州永嘉商会拟在瓯江建设浮桥，专此来函咨询，向宁波学习浮桥建造技术和管理方法。可见，宁波浮桥当时已名声在外。但这种依靠浮船承托的桥梁，具有先天缺陷。首先是抵御台风、洪水的能力很弱，遇到灾害天气，常常会发生桥断人亡惨祸。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６日《申报》报道：“宁郡于上月十九日昼间忽狂飙卷地，骤雨跳珠，新江桥上有三人连伞吹入江中，虽经救生船极力施救。奈其时水势湍急，打捞无踪。”１８８９年８月，一场暴风雨将新江桥、老江桥两座浮桥统统冲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北风怒吼，潮汛大涨。某树船进口由三江口抛锚，一时不慎顺潮退下，竟将新江桥第四排铁链撞断，江桥全排流开”［９］。１９２２年９月，“新江桥因风潮大涨，铁索已断。幸经江桥工程局遣役二十余人预防，用粗绳缆住，并将桥板揭去，故未遭氽去”［１０］。一百多年来，关于新江桥事故报道屡见不鲜。

浮桥再一个缺陷是桥上行人与桥下过船相矛盾，大船过桥必须开桥，即拆除桥面才能通过。每当开桥过船时，南北两端常常等满过桥行人，急于赶路的人仍得摆渡过江。后来新江桥只能限时开桥，规定“在清晨沪轮未到前开放，沪轮到后即须停止开放，下午二时至五时亦为停开江桥之期”［１１］，再后来干脆白天不再开桥，大船要等到夜晚才能通过。另外，新江桥桥面狭窄，通过能力很小，江北岸火车站建成通车后，新江桥更是不堪重负，每日当轮舶夕开，火车既至之时，新江桥上车水马龙，人众杂沓，拥挤不堪，回旋无地。

改建

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早筹划改建新江桥的是德国人穆麟德（也译作莫勒德夫），此人时任浙海关税务司，是江北岸工程局的创始人，也是首任实际负责人。１８９８年，穆麟德打算将新江桥改建为铁桥，而将浮桥移到盐仓门外，并计划在江北岸前后沿江一带建筑马路。次年，马路是拓宽了，新江桥也因马路拓宽江面变窄，浮船由十八艘减为十六艘，但改建新江桥的工作仅仅是丈量一下江面，１９０１年穆麟德去世，首次改建便没了下文。

第二次发起改建，是在灵桥尚在建设的１９３５年。当时测算，若灵桥竣工后继续改建新江桥，可节省经费五万余元。善于精打细算的宁波人，开始着手改建新江桥，为利于募捐，还决定新江桥改建后名为中正桥。１９３６年灵桥建成，老江桥变成新江桥，新江桥成了老江桥，出现了所谓“旧者新而新者老”的情况，改建新江桥呼声更高，人们期盼数年后新江桥改建告成，飞梁千尺，翼然江上。灵桥筹建者也余勇可贾，通桥大典后仅仅过了十天，宁波旅沪同乡会就专门为改建新江桥开会，决定组织沪甬两筹备处，沪筹委由杜月笙、俞佐庭、张继光、金廷荪、秦润卿、蒉延芳、朱守梅、竺梅先、张申之、乐振葆等三十九人担任；甬筹委由王文翰、俞佐宸、陈如馨、周大烈、金臻庠、余润泉、毛稼笙、朱旭昌、卓葆亭、陈宝麟、俞济民等十一人担任。建筑经费定七十万，沪筹六十万，甬筹十万。并征求发起人三百五十人，每人至少担任捐募两千元。第二年六月，建造中正桥筹委会总干事竺梅先、设计组主任陈寿芝等专程从上海来宁波，对新江桥进行勘测，据他们意见：“新江桥长四百三十英尺，改建时为稳固计，非用三洞桥不可。但对于经费及船路皆发生影响，故拟改建独洞环形大铁桥，将桥之南端移置于甬东司巷道头，由此桥身将可缩短二十英尺。”［１２］竺陈等回沪后，将拟定设计书提交大会核议。但是，没过两个月，淞沪抗战爆发了，从上海募集大部分资金已无可能。新江桥的改建，由于日寇进一步侵华，被耽搁下来。可气的是，在日伪时期的１９４３年，居然有人在报上唱高调，说要彻底改造新江桥，真是痴人说梦。